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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角十八星旗亦常被人称为“铁血十八星旗”或“首义之旗”，该旗寄托了当年反清革命党人对民主共和的理想追求：即唤醒全体国人团结起来，拿起武器用鲜血与生命去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 。

三位学生接受光荣任务

1911年5月的一天，反清革命团体湖北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刘公先生，在武昌正卫街自己刚购买的公馆里，召见了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的三位学生，他们就是该学堂电机系的赵师梅、赵学诗堂兄弟俩和机械系的陈磊（即陈潭秋同志的五哥，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国民陆军部工作时殉职），这三位都是共进会学生会员中的骨干，比较熟悉绘图并自备有绘图仪器。

刘公先生向他们郑重布置了秘密放大绘制“首义之旗”的光荣任务。随后，刘公先生拿出共进会几位***在日本东京研究确定的“九角十八星旗”小图样，并阐明了该旗图案的意义和尺寸要求：即旗面的红色象征鲜血，黑色象征武器，寓意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铁血精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9个尖角代表赤县，18颗**圆星代表关内十八行省，**代表炎黄子孙，寓意这是全民族的大革命。同时，刘公先生还要求他们三位必须赶在暑前后完成20面旗帜的制作全过程。

裁缝铺打烊后秘密制旗

三位学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首先是将样旗按要求做成纸型，在送经刘公先生认可后，再在红、黄、黑色的布片上依样放大裁剪。当时制旗所用的布料只有白布一种，于是，刘公先生便派人到武胜门正街（即今昙华林历史街区的得胜桥北段）刘天保药房，购买了藤黄等颜料回到公馆内秘密染色。

三位学生在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马上赶到刘公家吃晚饭，饭后便开始埋头苦干，直到夜深才回土司营（即今昙华林历史街区的棋盘街北段）的租赁房中就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即完成了绘制、放样与剪裁的任务。然后由共进会骨干邓玉麟先生在武胜门正街秘密找了一家稳妥的裁缝铺，而且每次都是在店铺打烊后，才偷偷地夹送两面旗料去缝制加工，等两面旗帜做好取回后，再送去两面旗料，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总共缝制完工了18面九角十八星旗。这18面准备参加武昌起义的旗帜，先后被秘密分送到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机关和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存放。最后送到裁缝店的两面旗料因旗杆套未做好，则留在了裁缝店继续缝制。

就在秘密制旗期间的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大反清革命团体在武昌胭脂巷11号的胡祖舜家，召开了起义前的联合大会，会上正式确定了以九角十八星旗作为武昌起义时各革命团体统一使用的军旗。

竖起了第一面革命大旗

1911年10月9日这一天，原武昌日知会会员、时任共进会主要***之一的孙武先生，在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楼上检试，因不慎而引起燃爆事故，致使孙武先生身受重伤。同在事发现场的共进会骨干、孙武先生的结拜兄弟、曾经是基督教博学书院（今武汉市第四中学）足球队的铁腿球王李次生先生当机立断，顺手拿了一面九角十八星旗为孙武先生包扎，然后背负孙武先生紧急转移。

在燃爆事故发生后，革命形势危急，刘公孙武等决议当晚起事，同时还命令李次生、邓玉麟二人前往武昌传令，联络同志迅速举义。胆大心细的李次生赶紧取出为孙武先生裹伤的那面九角十八星旗密缠腰际，并携带好和匕首，立即与邓玉麟一道顺利渡江完成了联络传令任务，随后便潜伏到基督教博文书院（今武汉市第15中学）。武昌起义的战斗打响后，他俩迅速加入到29标2营的起义队伍，李次生手举九角十八星旗由千家街向楚望台进发，邓炳三、李春萱见后提议李次生遴选精壮同志，将九角十八星旗插上蛇山。李次生遂火速挑选了几位同志一道跑步到达蛇山之巅，因蛇山土质坚硬，旗杆插不进去，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奔向阅马场，将这面血迹斑斑的九角十八星旗插上了湖北省咨议局（今鄂军都督府旧址纪念馆）门首，这就是在武昌首义的枪炮声中、倾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面革命大旗。

第二天中午，新成立的鄂军都督府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九角十八星旗要作为正式开国后的国旗。这时的起义首脑们便派邓玉麟等人，立刻赶到裁缝店取回了最后缝制完工的两面九角十八星旗，并于当天，一面竖在了武昌江边的汉阳门城楼上，另一面竖在了武昌司门口的蛇山鼓楼上。在九角十八星旗的导引下，全国各地先后相继光复与反正，从而一举改写了中国乃至亚洲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辛亥之秋，武昌的这面“首义之旗”功成名就，因此，九角十八星旗理所当然成为了辛亥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国民成立后，由于有政治势力角逐等因素，宣布了参加武昌首义的九角十八星旗停止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定为了表示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的五色旗。

1912年6月，经北洋临时国民参议院议决，九角十八星旗中间加缀一星为十九星，定为陆军军旗。但到了护法战争后，这面陆军军旗便未再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