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梅西安的体系属于

1.梅西安人们对十二音体系的发展有何贡献？

2.求研究中西音乐的差异1500字的论文

电子音乐制作 不是 流行音乐制作，

报考要求：报考音乐制作方向的考生在领取准考证时，须交 2首以上本人创作的作品乐谱，含1首声乐作品，最好有1首器乐作品（可附作品录音）；如有电子音乐作品或自行编配、制作的歌曲伴奏，请提交音频格式的CD光盘。

考试内容

专业初试

一、专业基础考试 ：

1、MIDI技术为主的电子音乐片段制作技术综合分析；

2、音响听觉及声音变形测试。

二、声乐曲写作 ：

按指定的歌词写一首歌曲 ，编配钢琴伴奏，或其他器乐器伴奏（如吉他），

或编曲伴奏缩谱（例如和弦谱、低音、分解和弦、鼓谱等自选）。

电子乐先锋穆格的逝世，引起电子乐迷的回忆。逝者往往提醒人们旧时代的消亡。从50年代的磁带到新千年的苹果电脑，音乐不再是传统乐器支持的歌曲、歌剧或者交响乐，在今天，它变成了数字，变成了是声音，甚至可以是自然界的任何一种可能。

如今，电子音乐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但在国内，它仍处于前卫音乐行列，不知道它究竟从何而来，和我们熟悉的音乐究竟又有那些关系。电子音乐“史记”讲述的就是这段短暂却极具爆发力的电子乐历史。

电子乐诞生

“开演不久，一部分听众认为斯特拉文斯基有亵渎音乐的企图而怒不可遏，有人吹口哨，有人尖声喊，以示不满。我们这些喜欢这种音乐的人发现音乐中的言论自由受到钳制，便仗义执言提出抗议。当晚的情形，就像一场为艺术而战的生死搏斗。乐队的声音根本无法听见，舞台上的演员只能把一切置之度外，全凭感觉起舞。指挥也在大声作吼，以助演员一臂之力。”

———一位评论家描述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场面

如果要说起现代音乐，也许我们不得不回到1913年5月29日在法国香榭里舍大街巴黎剧院的那个晚上，那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的晚上，根据当时的报道，演出大厅里的观众几乎在一瞬间就分成了两派，并且这次的骚乱相比达达派所引起的混乱场面也毫不逊色。

今天的音乐评论家们相信斯特拉文斯基并非有意制造这种音乐上的分裂，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混合了狂欢，奢靡，强烈的破坏欲，革命，以及对未来工业世界满怀憧憬的时间里，要想在音乐理念上继续遵循古典浪漫主义的规范对于某些作曲家来说几乎是种折磨。

斯特拉文斯基最早是把《春之祭》作为一部交响曲来构思的，后来才把它改写成了一部芭蕾舞剧。其实不管什么形式，这部在节奏与和声方面完全和古典作品划清界限的作品注定了要成为现代音乐的起源之一。

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是多风格的。前期具有俄罗斯民族风格并表现出对异乎寻常的乐器色彩、狂烈的节奏、严酷的力量与热情的偏爱。中期的音乐清澈、简洁、单纯、清晰，属于新古典主义乐派。这一时期的第一部作品是舞剧《普尔钦奈拉》，1920年首演于巴黎歌剧院，著名画家毕加索为该剧设计了布景和服装。1922年作者将此剧改为同名组曲，这是作者沉迷于18世纪音乐的一部混合曲。后期他抨击过十二音体系，但由勋伯格等人创立的序列创作技巧竟又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odorovichStravinsky1882－1971，美籍俄罗斯作曲家。原学法律，后跟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业余学习音乐，终于成为现代乐派中名符其实的领袖人物。斯特拉文斯基在创作中不拘一格，不断吸收各种新的表现手段。当人们正在评论他的某种风格时，他早已转向了另一种新风格。在种种风格流派的创作中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十二音体系”的建构

和斯特拉文斯基相比，同时代的另一位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受到关注。但是实际上，勋伯格所创造的“十二音体系”从理论和技术上为现代音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十二音体系”，也被叫作“序列音乐”，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八度音的范围内，包括半音在内的十二个音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作曲家在创作时，大调或者小调的音阶基本可以放弃，只要将这十二个音符按照某种顺序排列成一个和几个序列。

可以想象学院派作曲家在刚接触到序列音乐时的困惑和愤怒，但是今天的音乐必须要对勋伯格表达自己的敬意，正是“十二音体系”将音乐从某种规则中解放出来，尽管那只是第一步，但是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虽然追随勋伯格的人少之又少，但他本人和他的学生韦伯恩和贝尔格一起创立的“新维也纳乐派”对于后来的先锋音乐家们影响深远。而斯特拉文斯基在经历了一段“新古典主义”的时期后，也自然而然的转向了序列音乐的怀抱，你不能说这仅仅是个偶然的选择。

勋伯格：1874年生于维也纳，1951年死于洛杉矶。他几乎是靠自学起家的。他是无调性音乐的鼻祖。他早期的代表作作品：《净夜》（1899年）和《格雷之歌》（1903年）具有浪漫派和印象派的味道。1908年他作了三首钢琴曲是十二音体系作品的开始。

被冷落的旱其电音

另一方面，也许更早的一些时候，一些科学家对于电的使用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各种在当时看来不可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电器被发明出来。这些发明者也很快就意识到，电波的原理实际上和声波类似，都是一种频率上的振动，通过电流振动而产生的频率出现在人耳朵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就成了我们能听到的声音，一般来说人们会把这种声音叫做电流噪音，看上去这种声音和音乐一点也搭不上关系，甚至大多数医生都认为电流噪音会造成人的神经损伤，使人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来。

但是还是有些人迷恋这种属于未来的声音，1876贝尔发明的电话和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算得上是对电流的合理运用，而且通过留声机，音乐第一次找到了大众化的载体，这和坐在音乐厅里或者在家看乐谱完全是两回事。和电话与留声机相比，大约在1922年左右，一位年轻的俄国科学家雷昂·特里明发明的一款机器

却是完完全全谈不上普及，这是一种利用声场波形的变化来控制声音的机器，也就是利用演奏者的身体在两根金属天线之间的相位改变而发出相对应的声音，他将这机器命名为Thereminvox，后来被简单的用他的名字称为“特里明”。特里明先生深信电子学在未来伟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里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想法是对的，只不过他的伟大梦想却是在美国才真正付诸实现，那是在他移民到美国之后的事情。

大概也是在1927年左右，这台机器首次被介绍给美国社会与大众流行音乐界，当时正是美国爵士乐的大发展的年代，尽管特里明立刻被RCA唱片公司买下代理权，并大量制造了五百台，但在当时这个既不用手指拨弹、敲打，也不用嘴巴吹奏的“乐器”却是困惑了许多人，尤其对于当时强调乐器吹奏技巧的爵士乐手而言，这玩意根本不在他们的眼里，许多乐手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昂贵的玩具罢了，即使特里明先生在30年代就已经在卡内基音乐厅向大众展示了一场在当时极为先进的电子音乐演奏会，但是仍然在音乐界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反响。不过在**界，特里明倒是得到了不少回应，它经常被用在后来的许多惊悚**和间谍**的背景音效配乐里。直到后来，特里明的价值才被电子音乐家认识，并开始被广泛地使用，甚至也许有些过于广泛了。

二战之后，技术催生的“声音”艺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撕碎的不仅仅是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格局，也不仅仅是人们对于一个美好世界的渴望，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次战争完全摧毁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个缓慢而古老的古典田园，并且切断了未来与过去的联系。战后的世界以一种加速度向着现代社会而去，这种变化必然会在艺术和音乐中有所体现。

战后最重要的一位音乐家，也许要算是约翰·凯奇了，虽然到今天，也仍然有一些人对他嗤之以鼻，但是即使是那些对他不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凯奇，现代音乐的面貌将很有可能会呈现出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态势。和其他的音乐家比起来，凯奇更像是个演说家和哲学家，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已经非常有说服力，但是似乎他的关于音乐的演说对大众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从凯奇不同时期的演讲中，人们逐渐地发现，“音乐”这个词慢慢地被“声音”所代替，这些演讲传达了一种新的欣赏态度，“新的声音，要有新的听法。不要力求听懂，而是要注意音响的活动。”但是从古典音乐里延续下来的欣赏习惯要想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谈何容易，尤其要让西方的听众们接受凯奇的东方式禅宗思维更是难上加难。

也许为了刺激那些对他非难的评论家和观众，凯奇在实验的路上越走越远，并且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在今天看来也是超出大众所能接受的范围，像加料的钢琴，投硬币作曲等等。也许正是因为凯奇的音乐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西方音乐传统的影响，他对这种音乐传统的冲击才会显得如此重要。

尽管凯奇在1939年就已经录制了最早的电子音乐作品之一，《想象的风景第一号》，但是这种把电子管振荡器产生的电流声音录制在七十八转胶木唱片上的方式实在是太过昂贵和复杂。一般的情况下，像瓦雷兹，鲁索罗和希林格这样的音乐家们更多的是记录下他们的想法，而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这样的情况一直要到新的录音设备的出现才得以改变。

约翰·凯奇JohnCage（1912－1992），音乐试验家，他摒弃了传统的演奏技巧和作曲技法。以“加料钢琴”的先驱者出名，“加料钢琴”就是在传统钢琴的弦上或各弦之间，放上各种不同的物体，从而改变原来的音响和音色。凯奇研究了机遇音乐、电子音乐的无音乐，最著名的作品《4分33秒》，前所未有的无声乐曲，该曲的休止符长达4分33秒，创最长休止符的世界纪录。?

磁带录音机的诞生

很明显，磁带作为音乐载体，这种媒介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乐谱和胶木唱片，它操作起来简单方便，最重要的是改变和处理录制在磁带上的声音非常地容易，因此磁带录音机一出现就立刻引起了音乐家们的兴趣，这是一个媒介改变音乐的活生生的例子。

到了五十年代，发展已经趋于完善的磁带录音机彻底改变了先锋音乐的方式，这个类似于音乐革命的行为要归功于两位法国音响工程师皮埃尔·谢菲尔和皮埃尔·亨利。

四十年代，谢菲尔和皮埃尔作为同事共同为法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录音室工作，不过严格地来说，他们的作品和电子音乐其实走着完全相反的两条路。那些录在磁带上的声音并不是来自于某个电子乐器，而是直接取材于真实的生活，然后音乐家们再利用磁带录音机特有的功能对这些声音做技术上的处理，像改变速度，倒转，剪切，叠加音轨等等，由于里面的声音都是现实中存在的声音，因此这种音乐被称做“具像音乐”或者“具体音乐”。

1949年，皮埃尔·谢菲尔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成功的作品《为一个人的交响乐》，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不断地和其他的先锋音乐家合作，像瓦雷兹，梅西安，斯托克豪森等人，这些人对于后来的电子音乐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知道他们的人仍然不算多。

尽管皮埃尔·谢菲尔和皮埃尔·亨利领导的声音研究小组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电子音乐这个尚不成熟的领域，但是同时代的其他作曲家还是非常自然地把这两种听觉效果极其相似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也是在1949年，美国的工程师制造出了第一台Vocoder，也被叫做“人声变幻器”，这台机器随即被运到了德国波恩的语音学协会。

这台机器特殊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为自然界的声响带来一种独特的电子化效果。“人声变幻器”立刻引起了科隆电台的一位制作人罗伯特·贝耶的浓厚兴趣。随后的一年里，贝耶以这台机器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电子音乐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了德国早期电子音乐的一个重要据点，斯托克豪森就曾经在这里工作。通过这个实验室的努力，具像音乐，或者说实验音乐和先锋音乐终于开始沾上了电流的味道。

爵士乐与摇滚乐的改变

爵士乐和摇滚乐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够算得上是现代音乐，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少数，也对爵士乐和摇滚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爵士乐中甚至是决定性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现代音乐并不是以一种形态出现的，但是无论怎样，各种可以被称作是现代音乐的音乐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对和声功能的破坏，比如说不稳定的节奏或者根本毫无节奏可言，比如说对于普遍意义上的噪音的运用，比如说对发声乐器的功能的再定义。从这些角度来看，爵士乐和摇滚乐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够算得上是现代音乐，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少数，也对爵士乐和摇滚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爵士乐中甚至是决定性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一批爵士音乐家就决心对传统的爵士乐进行改革，从查理·帕克和查尔斯·明格斯开始，到欧涅·寇曼和桑·拉，爵士乐从一种在低级酒吧里演奏的黑人传统音乐变成了激进的实验音乐。这种变化确实耐人寻味，但是事实上并不突然，黑人音乐里一直有某种对规则的破坏倾向。

自从和古典音乐分道扬镳之后，先锋音乐也一直在寻找能够给自己带来生命力的音乐形式，音乐家们对于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的兴趣越来越大，他们突然发现那些简陋的自制乐器发出的声响，以及这些声响所组成的结构，完完全全地代表了音乐的现代性。

而在摇滚乐的领域，甲壳虫乐队在1967年录制的唱片《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让这四个小伙子一下子从流行歌手转变成了严肃的音乐家。在这张唱片中，制作人乔治·马丁充分发挥了从皮埃尔·谢菲尔和皮埃尔·亨利那里流传下来的对磁带的处理技术，每一个听到这张唱片的人都会惊讶于其中的声音墙和变幻莫测的效果，要知道，那还是三分钟长度的爱情流行歌曲的时代。

当然，后来的摇滚乐手要比甲壳虫乐队走得更远，像八十年代纽约兴起的“无浪潮”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摇滚乐的基础，不过其中的科技因素不可忽视。和五十年代的实验音乐家遇到的情况一样，新的媒介的出现和普及也在改变着音乐的面貌。以前需要音乐家用剪刀和胶水仔仔细细完成的作品，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动动鼠标在电脑上就能完成，录音方式的改变造成了音乐本身改变，现代的电子音乐家们聪明地使用了前人留下的成果。

九十年代电子音乐大爆发

从九十年代中期电子音乐大爆发开始，几乎所有的音乐都带上了电子的味道，甚至世界音乐也成为了电子音乐中的一种素材而被经常地使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音乐家面对的可能性更多的时候，音乐就更多的是在于选择而不是创造，而这样的选择总是会伴随着某种泛滥的趋势。

其实从一开始，现代音乐就是基于一种和古典主义决裂的概念，而在这个概念之上随着科技，或者说器材的发展而跟进。并且，整个音乐的未来恐怕都和科技的变革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至少从目前看来，音乐家的作曲技法的改变对音乐的未来并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真正的关键仍然是科技。

但是，尽管科技在其中占据了主要的因素，但是真正能够打动人的作品，仍然是那些直接来自于内心，用清晰的语言表达的深刻的情感。换句话说，人性化的电子乐并不是一种奢望，也不是流行电子乐的一种宣传策略，实际上，我们应该明白，斯特拉文斯基，或者勋伯格，或者约翰·凯奇，或者那些最早使用电子设备来创作音乐的音乐家们，他们相信通过破坏音乐的结构，破坏人们习惯的听觉经验，以及通过电流产生的声音，人与人的情感是可以达到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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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安人们对十二音体系的发展有何贡献？

本年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意义上“四大件”学科分支中相对较弱的“配器”与“复调”，强势超越“和声”乃至“曲式”。这既与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中“配器”与“复调”方面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的逐年加大有关，也与近年来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推动有关，更与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各分支的交融，特别是与作曲实践的更加贴近有关。

1.0.0有关配器的研究，本年度成果最丰。中外现代作曲家的经典管弦乐作品，成为各位学者的热衷对象与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

1.1.0于京君的《配器新说》(责任编辑:王璐)，对西方管弦乐队当代配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作了概览式的归纳，在理论上加以浓缩、提升、总结、归类并分别命名，梳理出一套可以普遍运用的新型配器原则和方法。论文提出了三个新概念并分别予以命名，认为它们显示了当代配器思路与技法的主要走向：(1)为配器服务的新型的乐器分类法：突破传统的乐器分类框架，将乐器以其发音方式分为延音类乐器和非延音类乐器；(2)新型的配器原则与技法：以原型素材为音源的延音功放配器法——主要由非延音类乐器提供音源，由延音类乐器对其进行延音或功放；(3)配器与作曲关系的新概念：配器自由度及其划定标准。论文还强调：配器法不应该只是一种被动的、机械的编配技法，它应该是一种发展乐思、创新作品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

1.2.0郭鸣的博士学位论文《约翰·科瑞里亚诺管弦乐写作技术研究》，选择当今仍活跃于国际乐坛的美国作曲家约翰?科瑞里亚诺的6部乐队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在文化背景、美学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形成，以及由上述因素所导致的作曲技法为视角，发掘其管弦乐配器法的“继承”与“发展”。并通过具体写法的“透视”与“分析”，对科氏在6部乐队作品中的音色、织体及具体的配器手段等方面进行梳理与研究。论文主体部分由导论、正文及结论组成。在导论中，首先对论文选题的缘起及论题的意义做了简要的论述，并对美国当代音乐中“回归”现象做了概括性的梳理，同时对6部乐队作品做了概况的介绍。正文由五个章节组成，前三个章节主要是对6部乐队作品的横向音高结构与织体、纵向和声结构以及复调结构与织体等诸因素分别进行了研究，进而还对各种技法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对比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归结出这些技法导致的织体的形成、音色的处理等直接影响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各种因由。第四、五章是在前三章的基础上，对乐队的编制、乐队的摆放位置及多维声向的形成与意义做出详细的论述。随后又在微观上对管弦乐配器中特殊演奏法的运用，不同音区的运用与处理，以及纵向多声部结构中的配器特征等方面也做了较为详实的分析与论述。

1.2.1竹岗的长篇论文《潘德列斯基早期管弦乐创作的颠峰之作——<第一交响乐>之管弦乐法分析》（《乐府新声》2008年第4期、2009年第1、2期连载，责任编辑：王进），包括“克里斯多夫·潘德列斯基和他的音乐创作”、“乐队编制——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传统乐队音色的充分挖掘”以及“配器新观念及新演奏法和记谱法”等四章。论文认为：《第一交响乐》是潘德列斯基整个以前作曲实践的“鸟瞰”，同时也是他管弦乐队的全部经验的集大成之作。潘德列斯基对传统乐队的音色挖掘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尤其是他对弦乐音色的发掘是“革命性”的。尤其是他对乐器的“极限高音”和“极限低音”、弦乐的拨奏加滑音奏法、以及密集微分音块的使用开发，堪称经典，增加了乐队的有效使用音域。潘德列斯基对管弦乐织体的运用表现出了多样化和灵活性。在对织体的使用和处理上，潘德列斯基最喜欢使用的手段就是“扇形对称结构织体”或“斜形结构织体”，以及“同一个片段之内的各个声部不同节奏的组合（或扩大、收缩组合）并循环”。在潘德列斯基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微分音，以及由此构成的“音块”、“潘式音墙”。在《第一交响乐》中，微分音技术不但体现在弦乐器上，同时也扩展到了木管组和铜管组。微分音技术本身，与前述的弦乐“拨奏加滑音”技巧、织体的扇型结构等技术相结合，其所产生的由“密集音块”和“音高连续体”构成的“音墙式”音响效果是极具创新意识和震撼力的，是一种崭新的音响效果和技术手段。由于新技术手段会产生新的音响效果，现有的旧的乐谱记录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技术手段的要求了，因此，如何为这些新技术手段做比较恰当、适用的记录，就成了作曲家要面临的新问题了。潘德列斯基的绝大部分作品都采用了非节拍性的“半偶然”的时间记谱法，以及“有音才有谱、无音只有空白”的“黑白”记录方式，并发明和沿用了很多新的演奏法和标记。这些新的演奏法和标记，以及记谱法有些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记谱标准，直到现在都对我们的音乐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1.2.2胡磊的《勋伯格<乐队变奏曲>的十二音处理与配器技术》（责任编辑：刘永平），以勋伯格按照十二音技法创作的第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勋伯格的《乐队变奏曲》（Op．31）为研究对象，通过音高分析与配器分析，认为：在勋伯格的《乐队变奏曲》中，体现的十二音序列音乐配器基木原则不仅使十二音体系所强调的“音高平等”甚至是“音色平等”得以很好的体现，并且，也赋予了作品音色多样化的乐队音乐特点，但是，十二音规则上一些局限性的原则对乐队效果、配器手法上产生的束缚力使勋伯格在《乐队变奏曲》之后，再没有使用十二音序列技术来创作真正意义上的乐队作品。另外，勋伯格在这部作品中由始至终体现的“音色平等”观念不仅与十二音序列音乐的“音高平等”观念相一致，同时也是平等原则的进一步升华，并且对二战后期兴起的“整体序列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启发意义。

1.3.0中国作曲家、管弦乐法专家杨立青教授成为本年度的热门研究对象。龚华华的《积墨·破墨·泼墨——杨立青<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配器技法》，借用中国画中的三种常用技法“积墨”、“破墨”、“泼墨”，来阐释杨立青1998年完成的管弦乐《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配器技法。积墨与破墨是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主体声部进行整体和局部的叠加，而泼墨则是指用多个乐器声部共同构成一个类似于“带状”的加厚式织体形态。

1.3.1李洋的《从杨立青<引子、吟腔与快板>看管弦乐队与二胡音色的溶合技术及其结构力功能》，通过对管弦乐队各乐器相对于二胡音色溶合性的分析与量化，借助统计学方法，以可视性图表为材料，探讨了分析对象各乐器组、整个管弦乐队相对于二胡音色的溶合性变化过程，以一种新视角观察管弦乐队乐器与民族乐器之间的音色溶合技术。

1.3.2徐越湘的《浅谈杨立青关于20世纪作曲技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传统作曲手法的六要索入手，对杨立青的《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论文集《乐思·乐风》、译著《二十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等篇章中的核心技术予以剖析，力图总结出他在20世纪作曲技术理论中所作的探索。

1.4.0姜盛林的《色彩的“五行” 逻辑的“五行”——谈陈其钢管弦乐组曲<五行>的音色布局与结构关系》，认为其分析对象的每个段落虽然短小，但构思新颖、奇特，语言精练、细腻，段落内部及段落之间的结构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在配器方而，这部作品的音色布局与调配以及音响的对比控制非常完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难得的“现代配器教科书”。

2.0.0有关复调的研究本年度成果丰富，特别是出现了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具有开拓性、创新性意味的选题与成果。

2.1.0姚亚平的著作《复调的产生》（责任编辑：金原），主体包括“复调起源的各种理论及其评价”、“‘附加’与复调的产生”、“欧洲文化精神的兴起及其对音乐的影响” 以及“权力的话语：欧洲早期复调语言机制的文化意蕴”等四章，从“音乐之外”的文化角度切入，抽象、智性地讨论了“复调的产生”这个令人关注的课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的第四章通过“引言：‘权力’、‘话语’、‘只是’”、“横向维度分析”、“纵向维度分析”三节，讨论了“作为权力的话语的西方早期复调的构成：1.两个要素；2.两个要素地位的不平等；3.在历史进程中，不平等地位的逆转。

2.2.0刘永平长期致力于的现代复调研究与教学。他的现代音乐复调技法研究之六《论十二音对位》认为：十二音对位是基于十二音技术的对位法，是多种音列形式同时作线性陈述而构成的非调性复调织体；十二音列及其变体形式、音程顺序以及陈述方式，是十二音对位中音高组织、声部对比、织体构成的主要结构特征；通过分析、归纳各音列形式结合的对位类型及其和声处理原则，进而探讨了十二音对位与十二音技术相关联的独特复调思维与技法。

2. 2.1孙晓晔的《谢德林<复调手册>中的对位技法研究》，对谢德林由25首体裁各异的复调前奏曲《复调手册》进行了深入仔细的分析，将作曲家运用次数最多、使用手法最独特的几种对位技法进行了归纳,并试图通过分析此作品能够对现代复调音乐的创作和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外，徐昌俊、左延芳的《里盖蒂<永恒之光>中的微复调技法》也值得关注。

2.2.2叶思敏的《斯特拉文斯基<士兵的故事>中的拼贴复调技法》（责任编辑：刘永平），包括“拼贴复调的基本乐思构成”、“拼贴复调的旋律写作”、“拼贴复调的调性语言”、“拼贴复调的和声手法”、“拼贴复调中的节拍手法”、“拼贴复调织体”等部分，结合作曲家的美学观念，逐一研究了作品中运用拼贴技术所涉及到的种种写作手法，提出了斯氏以复调思维作为诱导的拼贴技法的运用，为复调的现代发展开拓了广阔思路的论述。

2.3.0龚晓婷的《陈怡四部混合室内乐的复调技法研究》（责任编辑:刘莎），以陈怡近年创作的为胡琴与弦乐四重奏而作的五重奏《胡琴组曲》(1997)，为小提琴、琵琶、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奏《宁》(2001)，为长笛、黑管、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而作的五重奏《春夜喜雨》(2004)以及为长笛、大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三重奏《静夜思》(2004)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作品中所贯穿的线性思维及丰富的复调技法。论文认为，它们不仅表现为多变的结构形态，还以融合进作曲家个性化语言的形式充分表露出她独特的审美意识。

2.3.1吴磊、唐荣的《王西麟<第四交响曲>中的复调技法研究》，通过较为仔细分析，认为这部作品“将连续演奏的四个部分或乐章整合到一个乐章之中，同时，四个部分分别被理论家冠以四个标题:‘寻觅、毁灭、挽歌、抗争’，在整体结构上由于音色的布局及其织体结构与运动使其具有奏鸣曲式的结构特征”。最重要一点，复调技法在该作品中的运用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可以看出作曲家有效地将各种复调技法作为乐思表达的载体，体现出“织体主题化”的结构功能；另一方而，作曲家对新型复调技法汲取的同时，追求对乐队整体音响、音色及新型织体的尝试。有关中国作曲家音乐创作以及复调技法的研究，还有徐玺宝《谭小麟<小提琴及中提琴二重奏>的创作特征》等。

3.0.0相对于常年，本年度有关曲式或音乐分析或音乐形态方面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上乘，特别是一批博士论文的出版，提升了该分支方向的总体学术水准，并呈现出聚焦本土专业音乐创作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显著特点。

3.1.0觉嘎的《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责任编辑:迟凤芝、王赛)，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西藏传统音乐形态特征的专著。该著从西藏传统音乐的文化源流开始，探讨了社会生活与西藏传统音乐的关系；从西藏传统音乐的类别属性入手，探讨了文化交流对西藏传统音乐的影响；论文还着重探讨了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特征：个性与共性，变异与发展。这是一篇严谨、深入、厚重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2.0杨和平的博士论文《谭盾歌剧研究》(责任编辑:陈欣)，以谭盾歌剧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剧本、音乐材料、结构与结构力、戏剧思维等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涉及谭盾自1989年以来创作的《九歌》、《马可·波罗》、《牡丹亭》、《茶》、《秦始皇》等五部歌剧。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了上述五部歌剧的剧本，从人物、情节、戏剧以及剧本特征等方面来展开。第二章探讨了谭盾歌剧中的材料设计，内容分为六节，对主题、音型化材料、吟诵材料、拼贴与仿作材料、打击乐等进行了分别研究。第三章分析了谭盾歌剧音乐的组织及相应的技术手法，包括材料布局、即兴与机遇对位、织体设计、空间设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四章对五部歌剧的整体结构及分场结构进行了阐释。第五章对谭盾歌剧的戏剧思维进行了研究，内容分三节，第一节探讨了谭盾歌剧中巫傩/戏曲色彩的成因。第二节探讨了谭盾歌剧中器乐的戏剧作用，并进而探讨了谭盾的“整体声音观念”，器乐在谭盾歌剧中具有与声乐并驾齐驱的地位。第三节探讨了文化配器与复风格的内容，除《九歌》外，其余四部歌剧均通过“文化配器”的手法来组织音乐材料、设计音乐结构，从而让作品具有“复风格”的特征。

3.2.1郭新的《采用中国民间曲调的结构原则——陈怡赴美后作曲风格形成阶段之二》(责任编辑:高拂晓)，也是作者博士论文《中国音乐语言用西方乐器习惯用法诠释——论陈怡创作西方器乐曲时中西方观念和技术的融合过程》中的一个章节。论文着重分析讨论了陈怡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的两部作品《烁》和《钢琴协奏曲》，认为：此时陈怡的创作注意力,开始从注重音高结构方面，逐渐转到了整体与局部的曲式结构中。她在作品中系统性地运用节奏组合和结构比例原则，而且对音响的调配和织体在曲式结构中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陈怡在对中国民间乐曲结构原则的深入研究后，力图将中国民间音乐曲式结构思维与西方无调性音高结构原则相结合，并积极探索使西方乐器按中国民间器乐合奏方式演奏的具体手法。

3.2.2刘涓涓的《这是一个诱人沉醉的黄昏——析罗忠镕艺术歌曲<黄昏>》，以背景性研究、关联性研究和技术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总结了罗忠镕艺术歌曲《黄昏》的创作特点：即借用同名现代诗歌中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象征意义表达个人对于理想与现实的理解，创作思想上流露出人本主义特征；人声旋律处理为宣叙调以表现歌词的意识流风格；钢琴声部的写作体现出多种技术与音乐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论文还注意到罗忠镕一向把他的艺术歌曲写作当作整体创作的技术实验田，《黄昏》又是这些歌曲中技术化特征最突出的一首。

3.2.3娄文利的《单声思维控制下的音响结构——郭文景歌剧<夜宴>音响结构技术特点》认为：单声思维控制下的音响结构逻辑，是《夜宴》所有音响技术的核心理念所在。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就织体形态来说,单声织体、装饰性支声织体和主调型织体均体现出突出线性逻辑的特点；时值控制系统中不规则变换节拍、避免重音周期性起伏、符合人物形象的节拍设计、板式或速度对位等手段，也与作曲家追求线性逻辑的单声思维相辅相成；在多声技法方面，注重色彩性、音响性的和声意识代替了功能性和声手段，其作用在于调节单声线条的粗细轻重，而复调多表现为在特定戏剧情节中特定主题间的对置，意在凸显各主题暗示或隐喻的戏剧功能。

3.2.4李吉提的《秦文琛<幽歌Ⅱ号>的音乐结构及其他——中国现代音乐分析随记》，通过分析认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草原文化和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对作曲家的影响，以及该作与作曲家后来音乐创作的关系。论文还从作品的内容与宏观结构、作曲家笔下的乌日图道与原生态乌日图道的结构比较及其与现代技术的关系，揭示了音乐结构的张力、内聚力、平衡力在作品中所发挥的作用。

3.2.5胡静波的《云翻一天墨——关于大型歌剧<太阳雪>与说、唱、剧<解放>音乐创作上的研究》，作为作者“张千一音乐创作研究系列”之一，包括“《太阳雪》与《解放》在创作上的异同”、“《太阳雪》的内容布局”、“《太阳雪》音乐的结构形式”以及“《太阳雪》音乐的写作内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3.2.6周倩的《多元语境中的作曲新路朱世瑞<草-词的微变奏>之创作思维与技法》，从隐形主题与微变奏、音高形态与节奏模式、复语言和复文化与创作思维的创新等方面对《草-词的微变奏》的创作特征进行了研究。

3.2.7房晓敏的《五行作曲法在民族管弦乐创作中的应用》摘记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五行作曲法与民族管弦乐创作相结合的心得体会,以二胡协奏曲《幻想曲》、民族管弦乐曲《山寺》、梆笛与二胡双协奏曲《客风》、民族管弦乐曲《火之舞》4首风格各异的民族管弦乐代表作来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与思路。

3.3.0桑桐的《勃拉姆斯两首歌曲的分析》，从歌词内容简介、歌曲的结构形式、艺术手法分析三方面，进行具体的介绍分析，从中了解勃拉姆斯歌曲中的艺术表现技巧、音乐形象创造与和声处理手法等方面的特色。

3.3.1钱仁平的《一个被误会了的回旋奏鸣曲式乐章——贝多芬<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曲式新析兼评相关陈说》，从“疑问：贝多芬不会写出如此比例失调的回旋曲式吧?”切入，讨论贝多芬《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的曲式结构，进行“解析:原来是一首被误会了的典范回旋奏鸣曲式”，并加以“引申:是魏纳·莱奥误会了贝多芬还是我们误会了魏纳·莱奥?”，说明了徳系与前苏联系曲式思维的不同，并由此引发对我国曲式学教学体系现状的思考。

3.3.2郑中的《梅西安的对称排列置换作曲技法》认为：梅西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在现代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独有的地位。不可逆行节奏、对称排列置换、色彩和弦、有限移位调式等创新技法，是形成他独特音乐风格的直接手段。

3.3.3符方泽的《马勒交响曲中的“递延”现象研究——以马勒“器乐三部曲”为例》，借用“递延”这一概念，以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马勒的器乐三部曲为主要对象进行了专门性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中，围绕递延这个主要观点，分四个部分对马勒交响曲在调性、主题及音乐意象等方面的相关性、传递性和统一性特点及其表现方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以较新的观念阐释马勒交响曲特有的形式风格,一方面能为马勒交响曲的形式特点及相关方面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另一方面，也为观察和总结音乐作品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而多元的关联及统一建立了新的视点。

3.4.0安宁的《布里顿的两部歌剧研究》选取被认为是英国自17世纪普塞尔以来最杰出的作曲家布里顿全部歌剧作品中最富特色的《彼得·格莱姆斯》与《命终威尼斯》为研究对象，从体裁形式、题材内容、音乐风格及具体技术手法和美学追求等方面展开比较研究，并对影响作曲家创作的，“性取向”问题进行解读，以音乐本体分析与文本意义阐释的双重视角进行审视，进而探究造成这些变化与发展的原因。在布里顿宏富的音乐创作中，歌剧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他全部作品的重心所系。因此，对于歌剧创作的研究便成为了解布里顿音乐创作思想、技法乃至风格流变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3.4.1宋莉莉《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观念与创作的研究》主体由引言、四个章节、结语和附录几大部分组成。引言部分述及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对斯克里亚宾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及个人创作生活进行了考察。第二章对斯克里亚宾音乐观念内涵进行了宏观分析。第三章对斯克里亚宾音乐创作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其音阶观念的扩大、主音观念的固守、调式调性观念的扩展、主题和和声观念的变化、不协和和弦观念的演变、节奏节拍观念的变化等方面的创作特征进行了阐述。第四章主要述及斯克里亚宾的创作对后世的影响。全文以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作品和其他音乐家对他的评说、回忆录、笔记、书信等史实资料为依据，以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分析、作品分析为研究方法，对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其音乐创作的主要手法和独特的艺术思维。

3.5.0赵晓生的《音乐活性构造（一）》认为：音乐活性构造的核心点在于，由音乐的构造寓于过程之中。过程即结构，过程即构造。过程的状态即结构形态，过程的特征即结构范式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依据音乐的时间性(历时性)与空间性(共时性)特征，将音乐在其运动状态、时间过程与音响体现、空间组合中所呈现的组织构造范式，进行节奏(时值模型)、过程(结构范式)、音高(音集运动)、音响(和音色调)、组织(活性基因)五个相对独立范畴的分析研究，以有机的、整体的、合一的、活性的视角,从根本上把握音乐时间性与空间性二位一体的活性运动的组织构造核心奥秘。

3.6.0有关音乐分析方法论的研究，主要有王中余的《集合复合型理论的实质、应用与效能》，首先对集合复合型理论的实质与分析应用问题进行教程式释介，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一理论的分析效能。事实上，集合复合型理论是音级集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无调性音乐作品深层结构进行揭示的有效手段。

3.6.1值得关注还有[德]克列门斯著、钱泥译《音乐分析法》，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为学习者提供音乐作品分析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并用大量作业鼓励学习者用自己的思路和视角作各种分析判断的尝试。《音乐分析法》可说是第一本实用音乐分析“工作手册”，是专业师生和自学者理想的教材。

3.7.0本年度该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当属贾达群的《结构诗学》（责任编辑：王赛）。我们赞同高为杰教授在该著《序II》中的评价：“《结构诗学》中的许多构想很有见地，富有原创性新意。我特别赞赏其中关于‘结构对位’理论的提法。过去虽已有诸如‘混合曲式’、‘复合曲式’以及‘边缘曲式’等等提法，但我以为‘结构对位’的理论更能抓住音乐结构思维的本质。”

4.0.0本年度有关和声方面的研究，几乎是历年来最少的。倒是两本译著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影响。

4.1.0冶鸿德的《亨策“移动和弦”的结构与功能》(责任编辑:高拂晓)认为：在亨策的和声体系中，三音固定的移动和弦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及在作品中广泛系统的应用，使它具有了传统和声体系中某种功能意义。移动和弦的结构特点与功能充分体现了作曲家根植传统、锐意创新的创作观念。移动和弦是亨策音乐创作技法和风格特征的一个缩影。

4.1.1刘文平的《勋伯格的全音阶理论及其实践》（责任编辑:吴晓丹）认为：勋伯格的全音阶创作，完全与他的理论相适应，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这种音阶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对于勋伯格本人的创作来说，全音阶的运用主要是在调性扩张的过程中通过拓宽和弦构成的调式基础丰富和声材料，促成调性解体的重要手法之一。由于全音阶中各音之间的相对独立和缺少倾向性的特点，在局部可以形成无调性的段落或片断，因此，勋伯格一方面充分发挥全音和弦的结构特色，选择特点突出的增三和弦以及五、六音和弦的结构形式，结合旋律中的全音阶片断集中使用；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结构的和弦在表现上的局限性，做到与各种三度结构、四度结构和弦等其它和弦材料融合，真正起到了丰富旋律与和声解放不协和音，最终促成调性解体的作用。

求研究中西音乐的差异1500字的论文

梅西安人们在十二音体系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将音高排列成序列以外，他们又将节奏、力度、音色和织体也分别排列成序列，构成“序列主义”的技法。而将上述所有音乐因素同时排成序列时，又构成了“整体序列”的技法。

中西音乐之渊源各异,除了因民族性所

产生的色彩差异之外,主要表现于中国音乐

注重的是情韵,而西洋音乐注重的是和谐。

溯本求源,西洋的和谐源于古希腊、古

罗马的数学与几何学的科学性及数理协调

性;而中国的情韵则可说是源于先秦诸子的

哲学,甚或是源于古代钟鼎的花纹及原始壁

画的动物飞腾之象。因为,“飞舞跃动”之美

始终是中国诸艺术的主要特色,当代美学巨

擘宗白华也认为:“舞”是中国艺术意境的灵

魂。

归根结底,中西方的宇宙观、世界观的

不同,是中西音乐风格形成各异的根本原

因。

西洋人看世界,是采取科学的、数理性

的态度,是“物我对立”的。而中国人则全然

相左,如老、庄,认为宇宙是个虚灵的空间,

其间只有鼓动“万物”的“气”才是实在的。

因此,中国人的宇宙空间意识是人在“虚、

空”中,是宇宙的造化;人自在虚空中,“伏仰

自得”,尔我不分,浑化为一。

中国历史沿袭下来两种美学观点,即

“错采镂金”之美与“初发芙蓉”之美。汉以

前,艺术美还是“错采镂金”之美;时至魏晋

发生了一个变革,提出“初发芙蓉”与“错采

镂金”并列。至宋,美学观点转移为“初发芙

蓉”较之“错采镂金”更为美。这也是对中国

古代哲学的一个发展———既然一个“虚灵的

空间”充满了“鼓动万物之生气”,又何必再

“错采镂金”呢?还“宇宙”的本来面目吧。

所以艺术不再是装饰性的了,而加入了进步

的思想色彩了。也因此,建立在以重情韵基

础上的中国单音音乐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尽管在唐时有向复音音乐发展的萌

芽)。

“和谐”的概念,中西方也不尽相同。如

纯指对感观的刺激来说,中国人认为单音是

最和谐的(指乐音),八度叠置其次,然后是

四、五度叠置。这从中国传统民间乐器上也

能看到:胡琴的定弦一般是四、五度,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笙,它的传统发声指法决定了一

个“主音”和一、两个“辅音”同时发声,从而

形成一个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对于和弦西

洋人则认为,三度叠置才是最和谐的,至少

是半和谐的,而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反而是

不和谐的!其实,和谐应该是相对的。我

想,三度叠置的效果并不旨在追求其和谐,

而是旨在追求其丰满。

如果说,“形式”美是艺术中很重要的一

环,对于中国则不然了。固然,也需要和谐,

也需要科学,但一切都要服从于“韵味”,服

从于“情”。对西洋音乐来讲,“形式”美才是

主要的一环。“摹仿自然”与“形式美”本是

西方美学思想的两大中心。

西方音乐从浪漫主义晚期起,写作技法

日趋繁富。其对传统的叛逆大致从斯特劳

斯开始,经过德彪西的“质的飞跃”,勋伯格

的“异化”,一直到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斯

托克豪森,技法愈来愈精细,其装饰性因素

之多,正可说是前述之“错采镂金”。而中国

人更习惯于音乐的韵味,“情”和“韵”始终贯

穿于中国音乐的指导思想之中。因此,一切

技法(包括写作、演唱、演奏)都围绕着“情、

韵”二字进行。

是否可以提中国音乐只注重“空灵”,不

注重“充实”呢?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辨证

地看。中国音乐基于中国艺术意境中的空

间意识,所以它要“空灵”,重“情韵”。虽然

道儒两家“实、虚”分歧很大,但最终都表现

了“虚”是最“实”的,是“实”的升华。如此说

来,中国音乐是重虚不重实了?否!中国音

乐在其发展中,为不断臻于至美,一直在努

力克服其音响“不厚实”的缺憾;从民间乐器

的沿革看是这样,从民间戏曲演唱的发展道

路来看也是这样。唐代的宫廷音乐,其乐队

编制之庞大,恐怕今天的西洋人见到也要惊

叹不已。但这种“厚实”的音乐到了宋朝就

销声匿迹了。当然,在充实方面,西洋音乐

更注重科学,无论在管弦乐队的组合音响方

面,还是在声乐的发声共鸣方面,均较中国

音乐更容易表现。但是,中国音乐却另辟蹊

径,没有单在音响等方面下功夫,而是转向

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意境上面。中国的一

个小姑娘用二胡演奏了阿炳的《二泉映月》,

直令一位国际音乐大师当场拜伏的事例,就

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此说来,中国音乐

也不是不注重“充实”的。

中国音乐能否表现“壮美”的事物?的

确,从音响丰厚来说,西洋音乐更适合于表

现“壮美”的事物。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

曲,开始的一个F音是乐队全奏。凡听过此

曲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全奏的F音是何等

地震撼人心啊!假若用中国的传统乐队演

奏,其音响厚度远远达不到。可以说,中国

的传统乐队,无论从音域上,还是从音色的

融合性及音响的平衡上,均比不上西洋管弦

乐队,但“壮美只是人的心理感受,只要能引

起这种感受都可以说是壮美的”。比如说柴

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中

冲突一段,与中国古曲《十里埋伏》,同样表

现格斗时的刀光剑影,你能说谁表现得更激

烈些吗?同样,听完全曲后,你又能说出哪

个引起的心理感受更“壮美”些吗?

诚然,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中国的音乐

毕竟不符合这门艺术的原始含义。因此,止

于至美,还需继续“充实”,当然还是在继承

传统(注重情韵)的前提下去“充实”。

一个注重“情韵”,一个注重“和谐”,从

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走的就是两条路,这就

是中西音乐差别的根本所在。

责任编辑　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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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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