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西安的体系_梅西安音乐风格

1.梅西安提出的评判音乐作品的三个标准

2.梅西安人们对十二音体系的发展有何贡献？

3.古筝和古琴到底有什么区别？

4.求国内外二胡的研究现状述论、选题的意义！

古筝的起源

筝,又名秦筝,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音乐淳朴典雅、古色古香，所以后来人又把它称为“古筝”。

古筝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之一，它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的方式之一。

二、古筝的发展

在漫长的二千多年历史进程中，经过历代弹奏者和乐器制作匠的共同努力，古筝这件华夏民族的古朴乐器得以不断改进，其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的事物发展规律一样，也是由“简”和“繁”、“弹拨乐器”。

最初的古筝体积小，只有5根弦，后来发展到十二、十三、十六、十八，直到现在最多的有五十余根弦，目前惯用的则是二十一根弦，又称二十一弦筝。

古筝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非常流行，在日本、朝鲜、新加坡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可与钢琴并驾齐驱，由于古筝的表现力丰富，韵味深长、色音淳美、古朴典雅，弹奏起来时若玉珠落盘，时若翻江倒海，跌宕起伏，变幻莫测，气势磅礴，令人陶醉。

三、筝体简介

（1）筝头、筝尾。大的一头称筝头，小的一头称筝尾。

（2）岳山：古筝分前岳山、后岳山，大筝头处称前岳山，筝尾初处称后岳山。

（3）筝码：也称柱或雁柱，它是筝弦和面板的传振支柱，筝码可以左右移动，以调整音高低，前后移动，以调整音质。

（4）筝弦：分钢丝弦和尼龙弦，从高音到低音依次排列为1—21弦。

（5）筝的共鸣体由面板、底板和两个筝边组成。

四、坐姿

1、弹筝姿式分立式、坐式及盘式（盘腿、坐地）日本、朝鲜弹奏政者多采用盘式，我国常用坐式。

2、坐式要点

（1）坐在靠筝头一边，身体右侧与前岳山延长线对齐、人体中线对第一、第二个筝码。

（2）筝上最高码之顶端在弹奏者胸腰之间。

（3）坐距筝体约10—15厘米。

（4）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呈“丁”字形。

（5）上体平直，放松自然。

3、手形要求

两肩自然放松，手腕放平，手呈半握拳状，各手指自然弯曲，各关节凸出，不能踏陷，大指要立起与中指相对，弹奏时各关节往掌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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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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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有哪些历史？

古筝是我国古老的拨弹乐器之一，形成流传于秦地（主要是陕西、甘肃一带），盛行于隋唐。随着历史的变迁，流传到全国及亚洲不少地区。史称秦筝。对古筝的起源，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见解：第一种认为：古筝渊源于瑟。唐赵磷《因话录》记述：“古筝，秦乐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古筝之名自此始。宋代《集韵》中载有：“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此为名。古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而为之也。”日本第十七世纪元禄年间宫廷乐师冈昌名所著《乐道类集》中记载有：“……或云：秦有婉无义者。以一瑟传二女，二女争引破，终为二器，故号筝。”二人争瑟，而产生了“筝”，仅是传说而已。 第二种认为：古筝是由秦国名将蒙恬所造或蒙恬所改革。公元前237年（始皇十年），秦宰相李斯上书劝秦始皇收回他对客卿们下的逐客令的一段话中，有两处谈到古筝，即“弹古筝博髀”和“退弹古筝而取韶虞”。这在时间上比蒙恬发迹之初早了十六年。所以蒙恬造古筝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在《旧唐书.音乐志》中，对蒙恬造古筝也持否定的看法。至于蒙恬改革筝的说法倒是有可能的。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记载：“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于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加十三弦。”这一段文字记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筝。 第三种认为：早期第三种认为：早期古筝是五弦竹筝，筑身瑟弦。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云：“古筝五弦，筑身而瑟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宋代徐铉校定重刊本）中记载：“古筝，鼓弦竹身乐也，从竹，争声。” 从历史材料看，早期古筝与筑更为类似：都是筑身，都是竹制，都是五弦。关于古筝的命名，在东汉刘熙《释名》一书中解释为：“古筝，施弦高急，古筝筝然也。”这就说明古筝是由本身发出的“铮、铮”音响而命名的。古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古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古筝筑同源，古筝瑟并存。五弦竹制古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古筝在我国有着古老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古筝就已流行于秦、齐、赵等国。其中以秦国最为盛行，故素有“真秦之声”、“秦古筝”之称。古筝流行于民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乐器。正如《战国策.齐策》中一段话所述：“临淄甚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又如西汉桑弘羊《盐铁论.散不足篇》中所述“……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古筝鼓缶而已。”可见古筝在民间流行的广泛性。古筝发展到汉代已出现了转调。候瑾《筝赋》中记有：“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是采用移动古筝柱来转调的。 十三弦古筝，在隋代就已流行，隋文帝开皇雅乐中首见载有十三弦古筝的使用。隋代古筝的演奏中也用了移柱转调的方法：“促调转移柱”（王台卿诗），“调宫商于促柱”（顾野王赋）。 古筝在唐代音乐中广泛使用，并东传日本。公元834年（唐文宗太和八年），日本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来我国从琵琶名家刘二郎学艺，二郎以女妻之，二郎之女是弹筝名手，6年后随藤原去日本。公元889年（唐昭宗龙纪元年），唐代曾派遣弹筝博士皇孟学，率62人乐队前往日本传授筝艺，在日本朝中掀起弹筝热，天皇和大臣也纷纷学习筝技。在此后的千余年里，筝逐渐成为日本邦乐的主要乐器，产生了许多演奏流派和筝曲。现在日本正仑院珍藏的一张经过修复的桐木筝，已成为世上罕见的唐制筝标本。 古筝在宋代也流行较广。宋陈炀《乐书·宋史·乐志》中记载：“本朝十三弦筝，然非雅部乐也。”明代已出现十五弦筝，但仍以十三弦筝流传最广。据明代《敦煌实录》云：“索函宗伯夷成善弹筝，悲歌能使喜者堕泪；改调易讴，能使戚者起舞，时人号曰：雍门周。” 清代的筝有了新的发展，值得重视的是，清代十四弦筝已用了七声音阶的定弦。在《律吕正义合编》中记载有：“筝似瑟而小，十四弦。……；各隋宫调设柱和弦以谐律吕，通体用桐木金漆，四边绘金夔龙，梁及尾边用紫檀，弦孔用象牙为饰……今筝十四弦则五声二变为七，倍之为十四也”。这里说的“五声二变为七，倍之为十四也”，即指七声音阶定弦。另据记载，清康熙年间，曾有人用筝等四种乐器在宫廷合奏了康熙根据琴曲改编的“平沙落雁”。当时还有人用筝独奏了变调“月风儿”。筝此时也广泛用于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中。到了清末，筝发展为16弦。在广东，有人借鉴扬琴，将铜丝弦用于16弦筝上，替代使用了2000多年的丝弦，从而使筝的音色发生了鲜明的变化。这种几弦筝一直延用至今，本世纪30年代，筝才使用钢丝弦。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古筝逐渐流传到全国不少地方，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演奏风格和地方流派，如河南筝、山东古筝、潮州古筝、客家古筝等。在延边朝鲜自治州，筝又演变发展为伽揶琴。古筝还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传统古筝曲据记载可查到汉代的《陌上桑》及民间流传的《天下大同》、《寒鸦戏水》、《高山流水》、《出水莲》、《锦上花》等。在民间流传的有手抄二四谱记录的筝曲，但是一直没有正式的筝谱出版，直到1930年，才有梁在平先生编着的《拟筝谱》一书出版。 古筝不仅用于独奏，还在传统民间器乐合奏和地方戏曲的伴奏占有重要位置。如《弦索十三套》、《河南板头曲》广东潮州音乐的传统合奏中都有筝。河南曲剧中筝是不可缺少的主奏乐器之一。陕西《榆林小曲》也有筝伴奏。 近年来，古筝的演奏艺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古筝的改革也进行了多种实验，制作了多种优质精美的筝（如四川筝、上海筝、苏州筝）；筝的转调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已经改革了几种转调筝（如营口张力转调筝，沈阳音乐学院移码转调筝，苏州截弦转调筝，上海音乐学院蝶式筝），这些转调筝扩大了筝的表现力，使筝更便于参加合奏和伴奏。

140浏览2019-07-30

古筝的历史文化?

古筝，原名叫筝，也叫秦筝。因它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故后人冠以“古”字，称为古筝。我国历来对古筝很推崇，称古筝为民族乐器中的瑰宝，雅俗共赏的奇葩，群声之祖，万乐之师。汉《古诗十九首》中有句：“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之神。”汉侯瑾《筝赋》有句：“苞群声以作主，冠众乐而为师，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鲁迅有《赠人》（其二）诗：“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古筝也非常推崇，称古筝为神秘的乐器，称它弹奏出的乐曲为神奇的音乐。　 古筝属于弦鸣乐器，按其演奏技巧来分，属于弹拔类乐器。它的外形古朴典雅美观大方，音色优美圆润清丽明亮，音量大而不噪。它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能充分表现民族风格浓厚的乐曲内容。用古筝弹奏出的乐曲，柔和优美，清丽和谐，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深受人们的喜爱。　 筝和筝名之由来，众说纷纭。历史上曾有黄帝摔瑟而有筝之说。唐代赵璘的《因话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黄帝命令宫女鼓瑟，宫女用瑟弹奏了一非常伤悲的曲调，使黄帝动了伤感，流泪不止。黄帝不能自制，把宫女的瑟举起掷地，摔成两截，使原来的五十根统的瑟一分为二变成两台二十五根弦的瑟。于是后人称二十五弦瑟为筝。历史上还有姊妹分瑟为筝之说。《乐道集》卷二中记载：“秦女姊妹争瑟，引破终为两片，其一片十三弦，为姊分，其一片十二弦，为妹分。秦皇奇之，立号为筝。”后来，还有父子争瑟一分为二而得筝名，兄弟争瑟一分为二而得筝名之说。这些筝名由来之说有无道理，暂且不说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筝是由瑟演变而来的。 秦筝之说源于何处？秦相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写道：“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声也。”意思是说，敲打瓦罐和瓦盆，边弹筝边拍着大腿打拍子，唱起呜呜呀呀的歌，使耳目欢快，这才是真正的秦国的音乐。李斯把筝看作是秦地特有的乐器，把筝声看作是秦国音乐的重要标志。《史记荆轲列传》中记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这段记载意思是说，太子和宾客们知道了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儿，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子送荆轲。到了易水之上，祭了路神后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跟着唱歌，声调苍凉悲哀。送行的土大夫都流下眼泪哭泣。这里说的筑，根据《风俗通义》中的记载和《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可能是筝。早期筝和筑极相似，文人常把筝筑混为一谈。由此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古筝在秦国相当流行，而且在乐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后人称筝为秦筝的原因。古筝最初是靠弹筝人自身指甲弹奏的。为了提高弹奏质量，增大弹奏力度和弹奏音量，弹筝人采取了以假甲取代指甲的办法。古筝演奏技巧上的发展变化，较之其他乐器都大，尤以近三十年为最大。最早的古筝演奏技巧是很简单的，两手分工极为明确，右手弹奏，左手按弦。曲调也极为简单，基本上是慢节奏单旋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筝曲目难度越来越大，弹奏技巧越来越复杂，表现力越来越强，表现内容越来越丰富，经历了从单手简单弹奏到双手复杂弹奏，从简单弹拔按弦技巧到复杂弹拔颤按推揉技巧的发展过程。

100赞·6,137浏览2017-09-25

古筝的来历是什么？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汉民族乐器，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已经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起打敌人，还有一句古话叫“筝横为乐，立地成兵”。后来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筝这种体形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眼下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附有装饰。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从应邵的《风俗通》2所载可知，汉以前的筝其制度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当时“并（山）凉（甘肃）二州筝形如瑟”，应邵不知何人4所作的改革，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又是说明，汉代已经流传瑟形的筝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7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应劭《风俗通义》说，筝乃“五弦、筑身”。但“筑”是什么样式，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却是用独木雕成。实心，不利于共鸣，若用来演奏，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此外，该器通长约34厘米，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而《同典》载，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一排五个，这就与《风俗通》的记载相符。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似乎又说明瑟、筑、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根弦，弦轴装置在与码子平行的面板左侧，弦质为金属（钢弦或铜弦），演奏时一般右手戴玳瑁甲片（即指甲）。调弦定音为五声音阶（即首调）三个八度音域，多用G调或D调，F调、C调或A调较少使用。[1] 发展 1965年，王昌元成功创作出了古筝曲《战台风》，《战台风》的出现，使古筝的演奏的技术、技巧，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结束了古筝只能轻弹慢揉的时代，此曲中的扫摇四点、密摇、扣摇、刮奏等来制造台风效果等技法，都是创新技法，提高且丰富了筝的表现能力。 70年代，赵曼琴在演奏实践中，创造使用了双弦过渡滑音、和弦长音、快拨及1/5泛音等新技巧。并突破传统的八度对称模式，创立了由轮指、弹轮、弹摇等几十种新指序构成的“快速指序技法体系”，使筝不须改变定弦即可单手演奏五声、七声及变化音阶的快速旋律，为筝由色彩乐器进入常奏乐器行列奠定了坚实地基础，代表作品有《打虎上山》、《井冈山上太阳红》等。 共4张 古筝 90年代以来，古筝创作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黔中赋》的演奏首次运用快速的左手技法而成为亮点；在这时期中，作曲家们参与筝曲创作，增强了创新力度，他们突破传统五声性调式的局限，吸收了日本琉球调式、都节调式的色彩，借鉴了梅西安人工调式的经验，自行设计了许多新的调式，甚至创造了全新的“下方小三度加上方小二度”的调式色彩，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是一个大三度音程，在每个环节上都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调的调式。新的调式色彩和多调性连环叠置的定弦方法，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变革。如《山魅》（徐晓林）、《幻想曲》（王建民曲）、《箜篌引》（庄曜曲）、《溟山》（王中山曲） 等。在这些筝曲的定弦中，就为转调准备了条件。不同音区还采用不同音列，使不同音区演奏不同的调式色彩成为可能，既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偏离，又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回归。音程的变化又为新的音乐语言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而进入21世纪，涌现出一批青年古筝演奏家，其中以王中山、翟志荣、邱霁、袁莎、蒋周健、刘乐、鲍栋、宋心馨等老师为代表。多年来，这些演奏家多次出访了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比利时、瑞士、瑞典、匈牙利、波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使筝这件乐器走向了世界。 基本构造 古筝的统一规格为：1.63米，21弦。古筝的面板大多数采用河南兰考的桐木制造，框架为白松，筝首、尾、四周侧板有红木、老红木（缅酸枝）、金丝楠木、紫檀等名贵木材，古筝的音质取决于面板和琴弦，周边用料对古筝的音色略有改善，以老红木、紫檀、金丝楠木为佳。早期到近代也有过12、13、18、23、25弦等，不同地区的筝又有多种定弦法，筝的新种类还有“蝶式筝”、“转调筝”等。 面板 一台古筝的音质取决于面板和琴弦，面板以阳面中段为最佳，阳面是指整株桐木置于水中，露出水面的一面为阳面，去头斩尾为中段，一般以9-12年树龄的桐木为最佳，尤以河南兰考的桐木为最佳，沙土地，木质疏松，利于音质的传导。 专业演奏古筝的面板以通纹为最佳，中音区纹理间距5-9厘米，高音与低音区间距1.5-2.5厘米为最佳，面板厚度高中低音的厚度一般为9mm、11mm、10mm，眼下面板大多数采用弦切工艺。 琴弦 早期的琴弦以马尾、鹿筋为原料，到了当下这段时期以尼龙钢丝弦为主流，增加了音量，也提高了韵味，琴弦以德国进口钢丝为主，含碳量均匀，寿命长，手感好，以五音不全牌、宝泉牌、敦煌牌为代表，较受专业人士欢迎。 筝码 一般来说红木古筝配套红木筝码，楠木古筝配套鸡翅木筝码，紫檀古筝配套紫檀筝码，亦有说法以色木为筝码最佳材料，但是尚未有定论，筝码要求纹理垂直向下为最佳，上嵌牛骨，搁弦槽一般为对应琴弦的1/3深度为最佳。 古筝流派 传统的筝乐早期被分成南北两派，即“南筝”（潮州筝）和“北筝”（河南筝和山东筝），英国出版的《辛格罗夫音乐大辞典》的“中国音乐”词条中写道：“中国筝北方以河南、山东学派为代表，南方主要以潮州筝学派为代表。”[2]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又在南北筝的基础上分别衍生出其他几大筝派，即“潮州、山东、河南和浙江”四大流派，到当代流派的区别已经很小了，几乎每个流派都兼具各家之长。现一般分为九派，正如曹正所言“茫茫九派流中国”，各派的筝曲及演奏方法各具特色。 陕西筝 陕西筝：陕西地区是中国筝的发源地，但眼下“真秦之声”的筝乐却几乎近于绝响，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戏曲和民间音乐，其间传统的惯用乐器均不为少，但唯独无筝或极少用筝；只有在榆林地区才用筝作为伴奏乐器，跟洋琴、琵琶、三弦一起在榆林小曲的伴奏中出现。著名秦筝理论家、教育家曹正先生说，这就是“秦筝的余绪”。筝在榆林虽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榆林地处偏僻，文化比较落后，筝的技艺还停留在古法弹奏上，右手主要用大食两指，左手滑颤音很少，这正是筝的最早奏法。筝在陕西地区已渐渐失传，其传谱传人都无资料可寻。 20世纪50年代末，陕西秦筝学会会长、著名演奏家周延甲先生提出了“秦筝归秦”的口号，从理论研究到弹奏技艺，从伴奏地方戏曲到编制秦韵风格筝曲，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陕西人民从新熟悉了筝。1957年，榆林筝名家白葆金参加了全国的民间音乐调演和陕西省第三届民间戏曲汇演，并独奏了《掐蒜苔》、《小小船》筝曲。1961年全国古筝教材会议在西安召开以及会议对陕西迷胡筝曲的肯定，都对秦筝在陕西的发展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后来涌现了象《秦桑曲》、《姜女泪》、《香山射鼓》、《三秦欢歌》、《绣金匾》等优秀的陕西风格筝曲。西安鼓乐、秦腔和迷胡清曲等史料中关于筝的记载，给陕西筝人以启示，又有筝名家曹正、高自成、王省吾等人的巨大努力，众多筝同仁的帮助，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陕西已渐渐地恢复筝奏秦声。 陕西风格筝曲的鲜明特色，首先是音律上的特殊性和二个变音的游移性。七声音阶中的四级音编高，七级音偏低。所谓偏，当然不是半个音。这两个音又游移不定。一般来说，是向下滑动紧靠下一级音的；其次，在旋律进行上，一般是上行跳进，下行级进的。第三，在弹奏时的左手按弦，使用大指较多，这是出于旋律进行需要而必然使用的技术。第四，风格细腻，委婉中多悲怨；慷慨急楚，激越中有抒情。已故著名浙派筝家王巽之先生谈古筝流派时说“陕西派多抒情”，说明了陕西筝曲的风格特点。

21赞·27,161浏览2020-04-01

古筝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战国时期，西北三秦地区有一种古老乐器名叫瑟，当时有个叫宛无义的人，他弹瑟技艺非常高，他的两个女儿也非常喜欢弹瑟。 有一天，姐妹俩都争着到父亲那里学习弹瑟，姐姐快一步，先把瑟拿到手中。妹妹哪里肯让，赶忙跑过去，双手抱住瑟，两人你拉我扯，互不相让，忽然，“咔嚓”一声，完整的瑟被掰成了两半。 这时，宛无义赶过来，他不由得愣住了，只见大女儿手中的一半瑟是13弦，小女儿手中的一半瑟是12弦。宛无义又急又气，他忙把两个女儿手中的瑟拿过来。宛无义唉声叹气，左摸摸，右看看，用手指把弦一拨，让他吃惊的是，半边瑟竟然发出了更好听的声音。 宛无义早忘了责备两个女儿，他把半边瑟分别做了一些修缮，结果这半边瑟反而比完整的瑟更加好弹，声音也好听多了！ 宛无义欣喜万分，因为这种新乐器的由来是两个女儿争瑟，于是他便把半边瑟叫做“筝”。从此以后，“筝”就在我国流传开了。 筝也叫“古筝”，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弦乐器，它属于八音分类中的丝类乐器。古筝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非常好的表现力，因此它深受人们喜爱。 古筝由面板、雁柱、琴弦、前岳山、弦钉、调音盒、琴足、后岳山、侧板、出音口、底板、穿弦孔等结构组成，其形制为长方形木质音箱，弦架“筝柱”可以自由移动，一弦一音，按5声音阶排列，最多拥有25根弦。 古筝，是先秦传统乐器中的筝乐器，是我国独特而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古筝是一件伴随我国悠久文化、在这片肥沃的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乐器。 古筝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在当时秦国一带广泛流传，所以又叫“秦筝”。关于先秦古筝起源，汉代文学家应邵在他所著的《风俗通义》中记载： 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从中可知，先秦古筝形制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应邵也不知道是何人发明古筝的，他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就又为古筝起源添加了一些神秘色彩。 还有，关于先秦古筝命名，自古说法也不一致，一直以来都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古筝是先秦时期的瑟分劈而来的；另一种说法是因古筝发音铮铮而得名。后来，宋代文学家丁度在他所著的《集韵》中记载了秦人“分瑟为筝”之说： 秦俗薄恶，姐妹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就常识而言，瑟被分开就成了破瑟，怎么能算是一种新乐器呢？即便将破瑟修补成古筝，这恐怕远比制作筝、瑟要难很多。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古筝因为其发音性质而得名，这种说法依据是汉代经学家刘熙在他所著的《释名》中记载： 筝，施弦高，筝筝然。 这便是说，先秦古筝因为其发音“筝筝然”而得名，这音色显然是对瑟等乐器音色舒缓而言的，这就把筝与瑟联系起来了。 其实，我国先秦民族乐器可以因为乐器来源命名，也可以因为研制方法命名，更可以因为其音色命名。其中古筝因为音色发音“筝筝然”而得名，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先秦古筝盛行于战国时期的“秦”地，后来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件乐器：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可见，先秦古筝是“真秦之声也”，这也是“秦筝”之名的由来。还有，在司马迁这篇文章中，古筝与“击瓮、叩缶”一起被列举出来，这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是古筝本来就是先秦“乐舞”中的重要形式和内容，而秦国民间乐器，也是以古筝为主的。 还有，古筝这种乐器在战国时期是专门用于宫廷音乐中的韶乐演奏的，它最初显然不是民间乐器，因此，古筝最早是宫廷专用乐器， 它理当比缶、瓮等古乐器高雅一些。只是后来宫廷中已经开始用“韶箫”替代了古筝，这时候古筝才不再是宫廷乐器，逐渐在先秦民间发扬光大，开花结果。 还有，汉

梅西安提出的评判音乐作品的三个标准

梅西安(Olivier·Messiaen)于1964年完成创作的《我期待死者复活》

梅西安（法语：Olivier Messiaen法语读音:[?livje m?sjɑ?]，1908年12月10日－1992年4月27日），法国作曲家、风琴家及鸟类学家，普遍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常融入复杂的节奏语言（他私下钟爱古希腊和印度音乐），并以“有限移调调式”（梅西安自他早期作品中提出的概念）铺陈出和声与旋律。梅西安身为一位天主教徒，曲作中常流露出他对信仰的虔诚。

梅西安人们对十二音体系的发展有何贡献？

您好，您是想问梅西安提出的评判音乐作品的三个标准是什么是吗？梅西安提出的评判音乐作品的三个标准是节奏、听感和难度。西安作为现代音乐的大师，对现代音乐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现代音乐做出卓越的贡献，据他个人所说，自己音乐作品会从节奏、听感和难度三个标准进行评判。

古筝和古琴到底有什么区别？

梅西安人们在十二音体系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将音高排列成序列以外，他们又将节奏、力度、音色和织体也分别排列成序列，构成“序列主义”的技法。而将上述所有音乐因素同时排成序列时，又构成了“整体序列”的技法。

求国内外二胡的研究现状述论、选题的意义！

分类: 文化/艺术 >> 器乐/声乐

问题描述:

古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弹拨类乐器，形成了3000多年前的，传说为"伏羲"、"神农"氏所造；古筝则晚得多，形成于秦代，相传秦时有婉无义者，将瑟（乐器）传与两个女子，二女要争，引破为二，所以称"秦筝"。这是两者形成年代上的区别。

其二，古琴琴身以独木所成，琴面系有七根弦，故古称"七弦琴"。琴弦由丝绒绳系住，拴绕于弦轴上，属弹拨乐类的"无马乐器"；古筝则由框板、面板和底板构成。最早的筝为5根弦，战国末期发展成12弦，隋代13弦，清代16弦，上世纪60年代为21弦，近年增加到24－26弦。琴弦均匀排列于筝面上，每根弦均由人字形的弦马支起，属弹拨乐类的"有马乐器"。

其三，古琴虽只有七根弦，但一弦多音，其音域宽达四个多八度，借助面板上的十三个"琴征"，可以弹奏出许许多多的泛音和按音。音色含蓄而深沉，古朴而典雅，表现力富有内涵，异常丰富，故古时被文人雅士列为"琴、棋、书、画"之首；而古筝基本上是一弦1－2个音，同一弦中移动弦马（柱），可以调作音高，音域宽广，音量宏大，音色淳厚优美，悠扬悦耳。

其四，古琴琴谱自成一格，古时称为"文字谱"，到了唐朝后称“减字谱"；而古筝古时多用"工尺谱"，现今多用"简谱"、"五线谱"。

其五，古琴的代表曲目最古远的是《碣石调.幽兰》一曲，描写孔子不得志以空谷幽兰自喻，据今已有1400多年。还有《广陵散》、《潇洒云水》、《梅花三弄》等，现存琴谱约有数千首之多。我国史籍记载有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以及"三国"中孔明巧施空城计，操琴退司马十万大军的故事，说的都是古琴而非古筝。1977年，美国发射的"旅行家"宇宙飞船超过太阳系向银河系太空进发，该飞船所播放的《流水》一曲，就是用我国古琴弹奏出来的名曲；古筝的古曲代表曲目有《渔舟唱晚》、《寒鸦戏水》、《出水莲》、《锦上花》等。 S

古筝的声音大，很动听，弹奏的时候加持力很强。想要用它来醉人是再好不过了。所以自古以来多是些女孩子练一练好卖艺。古琴声音小，比较内向。只有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会特别感动人，而往往感动的也只是弹琴人自己。一些大师也曾弹出过加持力很强的曲子，让人觉得如听万壑松，陶醉得不得了。但从古琴的结构和发展历史来看，古琴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技巧和感人，而在于心境和自然。天人合一是一个弹琴者最终的归宿。所以古筝比较倾向于是弹给别人听的，古琴则更倾向于弹给自己听。#古筝一弹，就会有许多人被吸引过来听，而古琴的知音却总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篇所谓《区别》偏向性太大，需要一篇客观一些的文章。要对得起悬赏分数哦~~

解析:

古筝和古琴完全不同。

相同点：都是弹拨乐器。

不同点：古琴七根弦，古筝二十一根弦。

古琴构造：琴，是一种浑身上下都充满着文化内涵的乐器。仅从琴形而言，就可说是通身是韵。

古筝：则由框板、面板和底板构成。长160厘米，宽38厘米，厚14厘米，最早有5根弦，后来逐渐发展为12、13、16、21弦，现在还有24弦和26弦筝，常用的为21弦，琴弦均匀排列于筝面上，每根弦均由人字形的弦马支起，属弹拨乐器类的"有码乐器"。

介绍一下古筝和古琴

古筝 F,ey[FV

民乐结晶--古筝 :11U0u-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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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又名"秦筝"。自秦、汉以来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各具浓郁地方特色的流派。山东筝、河南筝、潮州筝、客家筝、浙江筝、福建筝、内蒙筝（即雅托葛）、朝鲜族的延边筝（即伽揶琴）和被称为真秦之声的陕西筝九个流派。 ^:<VY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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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古筝的全国统一规格：1.63米，21弦。古筝的面板大多数采用河南兰考的桐木制造，框架为白松，筝首、尾、四周侧板有红木、老红木（缅酸枝）、金丝楠木、紫檀等名贵木材，古筝的音质取决于面板和琴弦，周边用料对古筝的音色略有改善，以老红木、紫檀、金丝楠木为佳。早期到近代也有过12、13、18、23、25弦等，不同地区的筝又有多种定弦法，筝的新种类还有“蝶式筝”、“转调筝”等。 yV]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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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常用演奏手法采用右手大、食、中三指拨弦，弹出旋律、掌握节奏，用左手在筝柱左侧顺应弦的张力、控制弦音的变化，以润色旋律。筝的指法颇多，右手有托、劈、挑、抹、剔、勾、摇、撮等，左手有按、滑、揉、颤等。 古筝的传统演奏手法到了近代有了新的突破，1953年赵玉斋先生创作了《庆丰年》，解放了左手，曲调上运用复调的手法，采用了左右手交替和多声部演奏手法，大大丰富了演奏技巧，使古筝的演奏技术得到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fvQ^;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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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王昌元成功创作出古筝曲《战台风》，《战台风》的出现，使古筝的演奏的技术、技巧，又进人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结束了古筝只能轻弹慢揉的时代，此曲中的扫摇四点、密摇、扣摇、刮奏及使用无效区的噪音来制造台风效果等技法,都是创新技法,提高且丰富了筝的表现能力； Mumq-h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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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赵曼琴在演奏实践中,创造使用了双弦过渡滑音、 *** 长音、快拨及1/5泛音等新技巧。并突破传统的八度对称模式,创立了由轮指、弹轮、弹摇等几十种新指序构成的"快速指序技法体系",使筝不须改变定弦即可单手演奏五声、七声及变化音阶的快速旋律,为筝由色彩乐器进入常奏乐器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品有《打虎上山》、《井冈山上太阳红等》； /d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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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来，古筝创作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黔中赋》的演奏以运用扎桩摇和悬桩摇的交替手法而成为亮点；在这时期中，作曲家们参与筝曲创作，增强了创新力度，他们突破传统五声性调式的局限，吸收了日本琉球调式、都节调式的色彩，借鉴了梅西安人工调式的经验，自行设计了许多新的调式，甚至创造了全新的“下方小三度加上方小二度”的调式色彩，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是一个大三度音程，在每个环节上都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调的调式。新的调式色彩和多调性连环叠置的定弦方法，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变革。如《幻想曲》(王建民曲)、《箜篌引》(庄曜曲)、《溟山》(王中山曲) 等。在这些筝曲的定弦中，就为转调准备了条件。不同音区还采用不同音列，使不同音区演奏不同的调式色彩成为可能，既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偏离，又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回归。音程的变化又为新的音乐语言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Ot~\fdn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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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内，更多的还是用五声音阶定弦法创作的筝曲，如《秦桑曲》、《临安遗恨》、《铁马吟》等等。同时古筝的重奏曲作品亦陆续推出，说明人们注意到发挥古筝在群体中的表现力。古筝琵琶二重奏《大浪淘沙》、《水乡高歌》、《春江花月夜》、：古筝与高胡二重奏《渔舟唱晚》：古筝高胡三重奏《丰收之歌》：古筝二重奏《满江红》; 古筝与蝶式筝二重奏《春之海》; 古筝四重奏《采蘑菇的小姑娘》、《步步高》、筝合奏《丰收锣鼓》、《瑶族舞曲》、《伊犁河畔》、《百花引》、《拔根芦柴花》等等，基本上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n8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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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常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和歌舞、戏曲、曲艺的伴奏，因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被称为“众乐之王”，亦称为“东方钢琴”。 }"/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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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古筝起源： ; 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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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转．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y$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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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rU+,,*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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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赢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N[t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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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筝的命名，有两种说法，一说乃是有瑟分劈而来，另一说乃是因发音铮铮而得名。《集韵》就持“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父子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当然除了父子争瑟的说法而外，还有兄弟争瑟，以及姊妹争瑟的说法。这些大同小异的传说也正好说明这些说法的不可靠。此外就常识而言，瑟分为二就就成了破瑟，岂能算筝？若将瑟破为二而修补成筝，恐怕远比制作筝、瑟要难吧？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其发音的性质而得名，刘熙《释名》中“筝，施弦高，筝筝然”，就持此说。说筝因“施弦高”而发音“筝筝然”，这音色显然乃是对瑟的音色舒缓而言的，这就把筝与瑟联系起来了。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可以因乐器的来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可以因研制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可以因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乌），这儿的筝因音色发音“筝（铮）筝然”，而得名也未尝不可。从后文来看，起初的筝与瑟并不密切，这就失去了筝瑟音色对比的意义，从而使此说显得难以使人全信。 U&m!fC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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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筝的命名，也涉及到筝的起源。既然“分瑟为筝”之说不可信，那么出事的筝呀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那么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rnv1q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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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FCo*x'`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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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邵的《风俗通》所载可知，汉以前的筝其制度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当时“并（山）凉（甘肃）二州筝形如瑟”，应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又是说明，汉代在西北地区已经流传瑟形的筝了。 J{LW? 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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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U}M#1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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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条资料颇值得我们注意，应邵乃东汉末年（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人，他所记的“五弦、筑身”，乃是按照《礼乐记》的记载，并非亲眼目睹，而他所见的“并、凉二州，筝形如瑟”，却未提及其他地区筝形是否有异。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纪人，他在《通典》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筝完全如瑟的形制，这形制也符合正统礼器的标准。当然，杜佑同时也提出了对“蒙恬造筝”这一传说的疑问。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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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究竟是否为蒙恬所造？近年有人认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筝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据年代来看，蒙恬造筝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骜，死与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时蒙恬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筝的才华，制成后却要它在短短数年内就流行秦国，并成为当时秦的宫廷乐器，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更有人说，筝乃蒙恬筑长城时所造。这一说法就更不具备可能性。因为蒙恬修长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国以后之事，这比李斯呈《谏逐客书》至少要晚十六年！ 亦有说蒙恬所造为“笔”，古繁体“笔”与“筝”近似，因为记载失误，于是以讹传讹有此说。 7.T^(f(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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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邵《风俗通》说，筝乃“五弦、筑身”。但“筑”是什么样式，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却是用独木雕成。实心，不利于共鸣，若用来演奏，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此外，该器通长约34厘米，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而《同典》载，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一排五个，这就与《风俗通》的记载相符。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似乎又说明瑟、筑、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Rw 7"G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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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的瑟、筑、筝的样式雷同，那么我们只能认定筝与瑟的差别除了音色有别而外，外在的差别主要在于弦数，即：瑟有二十五与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筝仅为十二弦与十三弦，当时的筑也发展成为十二陷与十三弦，那么筑与筝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呢？《通雅》在筝下注明“踏步筝用骨爪，是、长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筑时引《释名》的说法：“筑，以竹鼓之也”。如此看来，其实、差别主要在于筝是弹拨乐器而已。当然，《通雅》还在筑下注明：“似筝，细项”，这“细项”便成了筑与筝形态上的主要差别。原来初试的筑，是要以左手握住颈部而用右手击奏的，故而“细项”，唐代已长四尺余，显然无法握持，这细项看来乃是保存了旧有体制而已。《通雅》在筝这一条目下还注上了“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的说明。这一注释在于说明CHOU（手部 诌去言）与轧筝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称的差异仅仅是一为弹奏、一为拉奏而已。 _{["6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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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筝乃传自外国。日本的田边尚雄在他的《东洋音乐史》中就提出了筝是战国末期从西方传入秦国的观点。日本的另一学者林谦三则认为田边尚雄的论据不足。 hJst- 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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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讨论可知，无论是筝似筑还是筑似筝，筝的初试形态至今并未弄清楚。因此，筝的起源至尽依然还是个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求。关于筝的起源的探求，显然是无法从文献中寻求根据的，看来必须求助于考古的新发现。 B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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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 # .&}=izLU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乐器，到现在至少也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本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琴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说，可不必尽信，但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亦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等记载。 *wVNca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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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结构 wrPE+x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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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整体是一扁长形音箱，长约13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5厘米。面板又称琴面，是一块长形木板，表面呈拱形，琴首一端开有穿弦孔，琴尾为椭圆形，在项、腰处两旁有月牙形或呈方折凹人。底板又称琴底，形状与面板相同但不作拱形，是在整块木料下半部挖出琴的腹腔。底板开两个出音孔，称龙池、凤沼，腰中近边处设两个足孔，上安两足，称颂足。面、底板胶合成琴身，在琴首里面粘有舌形木板，构成与琴腹相隔的空间，叫作舌穴。面板背部设音梁，又称项实。琴腹中有两个音柱，称天柱和地柱。弦轴又称琴珍，多为圆形或瓜棱形，中空（穿弦用），琴弦由丝绒绳系住拴绕于琴轸上。琴弦用丝制缠弦。岳山镶嵌于面板首部，也开有穿弦孔。底板上有四个琴脚，琴首部两个叫凫掌，琴尾部两个叫焦尾下贴，起垫平琴身的作用。面板上嵌有十三个螺钿或玉石制作的徽，用以标记音位。 pgAP[}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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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造型 $pSo8y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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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造型优美，常见的为伏羲式、仲尼式、连珠式、落霞式、灵机式、蕉叶式、神农式等。主要是依琴体的项、腰形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琴漆有断纹，它是古琴年代久远的标志。由于长期演奏的振动和木质、漆底的不同，可形成多种断纹，如梅花断、牛毛断、蛇腹断、冰裂断、龟纹等。有断纹的琴，琴音透澈、外表美观，所以更为名贵。古代名琴有绿绮、焦尾、春雷、冰清、大圣遗音、九霄环佩等。 s`% IM,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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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演化 <d\a5L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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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琴尤其是盛唐之琴，造型肥而 *** 。现存的唐琴大部分常在龙池、凤沼的面板上贴有两块小桐木，作为假纳音，直至明代初期，仍有制琴家采用这种方法。唐琴的断纹以蛇腹断为多，也有冰纹断、流水断等。其表面漆灰则有墨、栗壳色两种，有朱红漆者皆为后人修补时所加。灰胎皆为纯鹿角灰，用麻布自下而上包裹琴背两侧直至面板边际，以防止上下板开胶。这些琴的边长皆在120至125厘米之间。 ?sVAbY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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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古琴发生变化，全长128厘米，肩宽25厘米，琴身扁而长大，尺寸大于传世唐琴，为北宋琴主要风格之一。南宋，除仿古之作外，体形则逐渐扁平狭小，尤其是仲尼式古琴，呈耸而狭之状，为南宋制琴的主要风格。宋人制琴以桐面梓底或松杉面底为主要制琴材料。断纹有蛇腹断、冰纹断、流水断等，牛毛断则鲜见。灰胎仍以鹿角灰为主，也有用麻布打底者，但不多见。北宋晚期还出现了八宝灰(即将金银珠翠珊瑚等碾碎混入鹿角灰共用)的用法。宋代是唐以后制琴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官方甚至设局制琴，即所谓“官琴”。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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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制琴是宋、明之间的过渡期制品，由于历时比较短，现存的实物也比较少。明代造琴之多盛况空前，不论皇帝亲王还是官宦之家，好琴者甚多。其宗室制琴就有宁王、衡王、益王、潞王四大名家。四王之中惟潞王造琴最多，制作始于崇祯年间，据传达四五百张之多，且式样尺寸一致，均按年份次序编号刻款于腹内；琴背刻有琴名“中和”，敬一主人题“仰长江水”诗文以及“潞国世传”大印一方，皆用八宝漆灰。 ']7j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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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奏方法 /!c-c#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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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时，将琴置于桌上，右手拨弹琴弦、左手按弦取音。古琴的音域为四个八度零两个音。有散音七个、泛音九十一个、技音一百四十七个。演奏技法繁多，右手有托、擘、抹、挑、勾、剔、打、摘、轮、拨刺、撮、滚拂等；左手有吟、猱，绰、注、撞、进复、退复、起等…… }g1E`o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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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派 :W@(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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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以来，随着古琴演奏艺术的发展，由于演奏风格、师承渊源、所据传谱的不同，形成众多的琴派，各有卓越的琴家和琴曲。著名琴派有浙派、虞山派、广陵派。近代有浦城派、泛川派、九嶷派、诸城派、岭南派等。 -]OLfMy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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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制琴名家及款识特点 I/}1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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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制琴高手有很多，除雷氏家族(雷威、雷霄、雷文、雷珏、雷远一)外，文献记载的名家尚有：张越、郭高、沈镣等。可惜除雷氏琴外，余者皆无作品传世。宋代的制琴名家很多，如北宋朱仁济、马希亮、马希仁、僧仁智，南宋金洲、金公路、陈亨道等，末期尚有严樽、马大夫、梅四言等人。宋人制琴刻年款者较少，亦有很多落唐款的仿作。元代制琴名家有严古清、施溪云、施谷云、朱致远等，其中朱致远最为著名。朱琴的仿制品很多，其款识有刻为“朱智远”或“朱制远”的，望收藏者加以注意。明代制琴高手也很多，如涂明河、汪舜卿，最著名的要数张氏敬修、委修、顺修等人。张岱《陶庵梦忆》称张敬修制琴为吴中绝技之一，“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 bOB?^7d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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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纹 a@ <>^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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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琴表面上因长年风化和弹奏时的震动所形成的各种断痕。断纹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梅花断、牛毛断、蛇腹断、冰纹断、流水断、龙鳞断等。一般来说，琴不过百年不出断纹，而随年代久远程度不同，断纹也不尽相同，是鉴藏古琴的主要依据之一。 &si5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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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鉴藏要领 c?\dtJ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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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断纹不经百年而不出，这是鉴定古琴非常重要的一点。伪制断纹古已有之，方法很多，如用猛火烘烤，再以冰雪激之使其进裂；或以蛋白渗入灰中刷漆，做成后用甑蒸，然后风干；或用石膏做灰底烤制等。其实，断纹真伪经仔细观察区别还是很大的，真断纹纹形流畅，纹尾自然消失，纹峰如剑刃状；而假断纹经过冷热催化或刀刻等过程，难免有失自然，出现破绽。古琴的铭刻，也是鉴定古琴真伪的重要依据。琴背均为刻款，而琴腹则有刻款和写款两种，刀刻者容易保存，墨写的若年代长久，则较难辨识。古琴腹内之刻款，如琴体两侧上下板粘合处无剖过重修的痕迹，大多是原款，若发现重修痕迹则需仔细研究。最难辨认的是将老琴剖开重修刻上伪款而粘合处又做得天衣无缝者和用古木制琴时就刻上伪款者。不管腹款、背款，资深的鉴定家还可以从历代帝王年号的惯称、用字避讳及一个朝代或某书法家的书风加以辨认。以弹奏为主要目的收藏者，一定会以琴的音色为主要标准之一，我们听一张古琴的声音，音色沉厚而不失亮透，上中下三准音色均匀，泛音明亮如珠而反应灵敏，就知是一张上好的古琴了。有的古琴因有断纹，而按音弹奏时会出现“刹音”，影响听觉，此时要慎重权衡得失，切勿轻易弃之。收藏古琴一般选择干燥墙壁垂挂，不宜长时间平放；若长时间平放，则容易造成“塌腰”。古琴作为乐器应经常弹奏为好，否则会使音色暗、涩，且会生虫存蛀损坏古琴。 bY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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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名曲 'cjY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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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三弄》《平沙落雁》《广陵散》《潇湘水云》《渔樵问答》《捣衣》《[阳关三叠》《流水》《酒狂》等。

本年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意义上“四大件”学科分支中相对较弱的“配器”与“复调”，强势超越“和声”乃至“曲式”。这既与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中“配器”与“复调”方面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的逐年加大有关，也与近年来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推动有关，更与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各分支的交融，特别是与作曲实践的更加贴近有关。

1.0.0有关配器的研究，本年度成果最丰。中外现代作曲家的经典管弦乐作品，成为各位学者的热衷对象与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

1.1.0于京君的《配器新说》(责任编辑:王璐)，对西方管弦乐队当代配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作了概览式的归纳，在理论上加以浓缩、提升、总结、归类并分别命名，梳理出一套可以普遍运用的新型配器原则和方法。论文提出了三个新概念并分别予以命名，认为它们显示了当代配器思路与技法的主要走向：(1)为配器服务的新型的乐器分类法：突破传统的乐器分类框架，将乐器以其发音方式分为延音类乐器和非延音类乐器；(2)新型的配器原则与技法：以原型素材为音源的延音功放配器法——主要由非延音类乐器提供音源，由延音类乐器对其进行延音或功放；(3)配器与作曲关系的新概念：配器自由度及其划定标准。论文还强调：配器法不应该只是一种被动的、机械的编配技法，它应该是一种发展乐思、创新作品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

1.2.0郭鸣的博士学位论文《约翰·科瑞里亚诺管弦乐写作技术研究》，选择当今仍活跃于国际乐坛的美国作曲家约翰?科瑞里亚诺的6部乐队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在文化背景、美学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形成，以及由上述因素所导致的作曲技法为视角，发掘其管弦乐配器法的“继承”与“发展”。并通过具体写法的“透视”与“分析”，对科氏在6部乐队作品中的音色、织体及具体的配器手段等方面进行梳理与研究。论文主体部分由导论、正文及结论组成。在导论中，首先对论文选题的缘起及论题的意义做了简要的论述，并对美国当代音乐中“回归”现象做了概括性的梳理，同时对6部乐队作品做了概况的介绍。正文由五个章节组成，前三个章节主要是对6部乐队作品的横向音高结构与织体、纵向和声结构以及复调结构与织体等诸因素分别进行了研究，进而还对各种技法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对比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归结出这些技法导致的织体的形成、音色的处理等直接影响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各种因由。第四、五章是在前三章的基础上，对乐队的编制、乐队的摆放位置及多维声向的形成与意义做出详细的论述。随后又在微观上对管弦乐配器中特殊演奏法的运用，不同音区的运用与处理，以及纵向多声部结构中的配器特征等方面也做了较为详实的分析与论述。

1.2.1竹岗的长篇论文《潘德列斯基早期管弦乐创作的颠峰之作——<第一交响乐>之管弦乐法分析》（《乐府新声》2008年第4期、2009年第1、2期连载，责任编辑：王进），包括“克里斯多夫·潘德列斯基和他的音乐创作”、“乐队编制——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传统乐队音色的充分挖掘”以及“配器新观念及新演奏法和记谱法”等四章。论文认为：《第一交响乐》是潘德列斯基整个以前作曲实践的“鸟瞰”，同时也是他管弦乐队的全部经验的集大成之作。潘德列斯基对传统乐队的音色挖掘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尤其是他对弦乐音色的发掘是“革命性”的。尤其是他对乐器的“极限高音”和“极限低音”、弦乐的拨奏加滑音奏法、以及密集微分音块的使用开发，堪称经典，增加了乐队的有效使用音域。潘德列斯基对管弦乐织体的运用表现出了多样化和灵活性。在对织体的使用和处理上，潘德列斯基最喜欢使用的手段就是“扇形对称结构织体”或“斜形结构织体”，以及“同一个片段之内的各个声部不同节奏的组合（或扩大、收缩组合）并循环”。在潘德列斯基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微分音，以及由此构成的“音块”、“潘式音墙”。在《第一交响乐》中，微分音技术不但体现在弦乐器上，同时也扩展到了木管组和铜管组。微分音技术本身，与前述的弦乐“拨奏加滑音”技巧、织体的扇型结构等技术相结合，其所产生的由“密集音块”和“音高连续体”构成的“音墙式”音响效果是极具创新意识和震撼力的，是一种崭新的音响效果和技术手段。由于新技术手段会产生新的音响效果，现有的旧的乐谱记录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技术手段的要求了，因此，如何为这些新技术手段做比较恰当、适用的记录，就成了作曲家要面临的新问题了。潘德列斯基的绝大部分作品都采用了非节拍性的“半偶然”的时间记谱法，以及“有音才有谱、无音只有空白”的“黑白”记录方式，并发明和沿用了很多新的演奏法和标记。这些新的演奏法和标记，以及记谱法有些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记谱标准，直到现在都对我们的音乐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1.2.2胡磊的《勋伯格<乐队变奏曲>的十二音处理与配器技术》（责任编辑：刘永平），以勋伯格按照十二音技法创作的第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勋伯格的《乐队变奏曲》（Op．31）为研究对象，通过音高分析与配器分析，认为：在勋伯格的《乐队变奏曲》中，体现的十二音序列音乐配器基木原则不仅使十二音体系所强调的“音高平等”甚至是“音色平等”得以很好的体现，并且，也赋予了作品音色多样化的乐队音乐特点，但是，十二音规则上一些局限性的原则对乐队效果、配器手法上产生的束缚力使勋伯格在《乐队变奏曲》之后，再没有使用十二音序列技术来创作真正意义上的乐队作品。另外，勋伯格在这部作品中由始至终体现的“音色平等”观念不仅与十二音序列音乐的“音高平等”观念相一致，同时也是平等原则的进一步升华，并且对二战后期兴起的“整体序列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启发意义。

1.3.0中国作曲家、管弦乐法专家杨立青教授成为本年度的热门研究对象。龚华华的《积墨·破墨·泼墨——杨立青<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配器技法》，借用中国画中的三种常用技法“积墨”、“破墨”、“泼墨”，来阐释杨立青1998年完成的管弦乐《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配器技法。积墨与破墨是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主体声部进行整体和局部的叠加，而泼墨则是指用多个乐器声部共同构成一个类似于“带状”的加厚式织体形态。

1.3.1李洋的《从杨立青<引子、吟腔与快板>看管弦乐队与二胡音色的溶合技术及其结构力功能》，通过对管弦乐队各乐器相对于二胡音色溶合性的分析与量化，借助统计学方法，以可视性图表为材料，探讨了分析对象各乐器组、整个管弦乐队相对于二胡音色的溶合性变化过程，以一种新视角观察管弦乐队乐器与民族乐器之间的音色溶合技术。

1.3.2徐越湘的《浅谈杨立青关于20世纪作曲技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传统作曲手法的六要索入手，对杨立青的《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论文集《乐思·乐风》、译著《二十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等篇章中的核心技术予以剖析，力图总结出他在20世纪作曲技术理论中所作的探索。

1.4.0姜盛林的《色彩的“五行” 逻辑的“五行”——谈陈其钢管弦乐组曲<五行>的音色布局与结构关系》，认为其分析对象的每个段落虽然短小，但构思新颖、奇特，语言精练、细腻，段落内部及段落之间的结构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在配器方而，这部作品的音色布局与调配以及音响的对比控制非常完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难得的“现代配器教科书”。

2.0.0有关复调的研究本年度成果丰富，特别是出现了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具有开拓性、创新性意味的选题与成果。

2.1.0姚亚平的著作《复调的产生》（责任编辑：金原），主体包括“复调起源的各种理论及其评价”、“‘附加’与复调的产生”、“欧洲文化精神的兴起及其对音乐的影响” 以及“权力的话语：欧洲早期复调语言机制的文化意蕴”等四章，从“音乐之外”的文化角度切入，抽象、智性地讨论了“复调的产生”这个令人关注的课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的第四章通过“引言：‘权力’、‘话语’、‘只是’”、“横向维度分析”、“纵向维度分析”三节，讨论了“作为权力的话语的西方早期复调的构成：1.两个要素；2.两个要素地位的不平等；3.在历史进程中，不平等地位的逆转。

2.2.0刘永平长期致力于的现代复调研究与教学。他的现代音乐复调技法研究之六《论十二音对位》认为：十二音对位是基于十二音技术的对位法，是多种音列形式同时作线性陈述而构成的非调性复调织体；十二音列及其变体形式、音程顺序以及陈述方式，是十二音对位中音高组织、声部对比、织体构成的主要结构特征；通过分析、归纳各音列形式结合的对位类型及其和声处理原则，进而探讨了十二音对位与十二音技术相关联的独特复调思维与技法。

2. 2.1孙晓晔的《谢德林<复调手册>中的对位技法研究》，对谢德林由25首体裁各异的复调前奏曲《复调手册》进行了深入仔细的分析，将作曲家运用次数最多、使用手法最独特的几种对位技法进行了归纳,并试图通过分析此作品能够对现代复调音乐的创作和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外，徐昌俊、左延芳的《里盖蒂<永恒之光>中的微复调技法》也值得关注。

2.2.2叶思敏的《斯特拉文斯基<士兵的故事>中的拼贴复调技法》（责任编辑：刘永平），包括“拼贴复调的基本乐思构成”、“拼贴复调的旋律写作”、“拼贴复调的调性语言”、“拼贴复调的和声手法”、“拼贴复调中的节拍手法”、“拼贴复调织体”等部分，结合作曲家的美学观念，逐一研究了作品中运用拼贴技术所涉及到的种种写作手法，提出了斯氏以复调思维作为诱导的拼贴技法的运用，为复调的现代发展开拓了广阔思路的论述。

2.3.0龚晓婷的《陈怡四部混合室内乐的复调技法研究》（责任编辑:刘莎），以陈怡近年创作的为胡琴与弦乐四重奏而作的五重奏《胡琴组曲》(1997)，为小提琴、琵琶、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奏《宁》(2001)，为长笛、黑管、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而作的五重奏《春夜喜雨》(2004)以及为长笛、大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三重奏《静夜思》(2004)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作品中所贯穿的线性思维及丰富的复调技法。论文认为，它们不仅表现为多变的结构形态，还以融合进作曲家个性化语言的形式充分表露出她独特的审美意识。

2.3.1吴磊、唐荣的《王西麟<第四交响曲>中的复调技法研究》，通过较为仔细分析，认为这部作品“将连续演奏的四个部分或乐章整合到一个乐章之中，同时，四个部分分别被理论家冠以四个标题:‘寻觅、毁灭、挽歌、抗争’，在整体结构上由于音色的布局及其织体结构与运动使其具有奏鸣曲式的结构特征”。最重要一点，复调技法在该作品中的运用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可以看出作曲家有效地将各种复调技法作为乐思表达的载体，体现出“织体主题化”的结构功能；另一方而，作曲家对新型复调技法汲取的同时，追求对乐队整体音响、音色及新型织体的尝试。有关中国作曲家音乐创作以及复调技法的研究，还有徐玺宝《谭小麟<小提琴及中提琴二重奏>的创作特征》等。

3.0.0相对于常年，本年度有关曲式或音乐分析或音乐形态方面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上乘，特别是一批博士论文的出版，提升了该分支方向的总体学术水准，并呈现出聚焦本土专业音乐创作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显著特点。

3.1.0觉嘎的《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责任编辑:迟凤芝、王赛)，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西藏传统音乐形态特征的专著。该著从西藏传统音乐的文化源流开始，探讨了社会生活与西藏传统音乐的关系；从西藏传统音乐的类别属性入手，探讨了文化交流对西藏传统音乐的影响；论文还着重探讨了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特征：个性与共性，变异与发展。这是一篇严谨、深入、厚重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2.0杨和平的博士论文《谭盾歌剧研究》(责任编辑:陈欣)，以谭盾歌剧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剧本、音乐材料、结构与结构力、戏剧思维等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涉及谭盾自1989年以来创作的《九歌》、《马可·波罗》、《牡丹亭》、《茶》、《秦始皇》等五部歌剧。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了上述五部歌剧的剧本，从人物、情节、戏剧以及剧本特征等方面来展开。第二章探讨了谭盾歌剧中的材料设计，内容分为六节，对主题、音型化材料、吟诵材料、拼贴与仿作材料、打击乐等进行了分别研究。第三章分析了谭盾歌剧音乐的组织及相应的技术手法，包括材料布局、即兴与机遇对位、织体设计、空间设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四章对五部歌剧的整体结构及分场结构进行了阐释。第五章对谭盾歌剧的戏剧思维进行了研究，内容分三节，第一节探讨了谭盾歌剧中巫傩/戏曲色彩的成因。第二节探讨了谭盾歌剧中器乐的戏剧作用，并进而探讨了谭盾的“整体声音观念”，器乐在谭盾歌剧中具有与声乐并驾齐驱的地位。第三节探讨了文化配器与复风格的内容，除《九歌》外，其余四部歌剧均通过“文化配器”的手法来组织音乐材料、设计音乐结构，从而让作品具有“复风格”的特征。

3.2.1郭新的《采用中国民间曲调的结构原则——陈怡赴美后作曲风格形成阶段之二》(责任编辑:高拂晓)，也是作者博士论文《中国音乐语言用西方乐器习惯用法诠释——论陈怡创作西方器乐曲时中西方观念和技术的融合过程》中的一个章节。论文着重分析讨论了陈怡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的两部作品《烁》和《钢琴协奏曲》，认为：此时陈怡的创作注意力,开始从注重音高结构方面，逐渐转到了整体与局部的曲式结构中。她在作品中系统性地运用节奏组合和结构比例原则，而且对音响的调配和织体在曲式结构中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陈怡在对中国民间乐曲结构原则的深入研究后，力图将中国民间音乐曲式结构思维与西方无调性音高结构原则相结合，并积极探索使西方乐器按中国民间器乐合奏方式演奏的具体手法。

3.2.2刘涓涓的《这是一个诱人沉醉的黄昏——析罗忠镕艺术歌曲<黄昏>》，以背景性研究、关联性研究和技术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总结了罗忠镕艺术歌曲《黄昏》的创作特点：即借用同名现代诗歌中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象征意义表达个人对于理想与现实的理解，创作思想上流露出人本主义特征；人声旋律处理为宣叙调以表现歌词的意识流风格；钢琴声部的写作体现出多种技术与音乐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论文还注意到罗忠镕一向把他的艺术歌曲写作当作整体创作的技术实验田，《黄昏》又是这些歌曲中技术化特征最突出的一首。

3.2.3娄文利的《单声思维控制下的音响结构——郭文景歌剧<夜宴>音响结构技术特点》认为：单声思维控制下的音响结构逻辑，是《夜宴》所有音响技术的核心理念所在。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就织体形态来说,单声织体、装饰性支声织体和主调型织体均体现出突出线性逻辑的特点；时值控制系统中不规则变换节拍、避免重音周期性起伏、符合人物形象的节拍设计、板式或速度对位等手段，也与作曲家追求线性逻辑的单声思维相辅相成；在多声技法方面，注重色彩性、音响性的和声意识代替了功能性和声手段，其作用在于调节单声线条的粗细轻重，而复调多表现为在特定戏剧情节中特定主题间的对置，意在凸显各主题暗示或隐喻的戏剧功能。

3.2.4李吉提的《秦文琛<幽歌Ⅱ号>的音乐结构及其他——中国现代音乐分析随记》，通过分析认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草原文化和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对作曲家的影响，以及该作与作曲家后来音乐创作的关系。论文还从作品的内容与宏观结构、作曲家笔下的乌日图道与原生态乌日图道的结构比较及其与现代技术的关系，揭示了音乐结构的张力、内聚力、平衡力在作品中所发挥的作用。

3.2.5胡静波的《云翻一天墨——关于大型歌剧<太阳雪>与说、唱、剧<解放>音乐创作上的研究》，作为作者“张千一音乐创作研究系列”之一，包括“《太阳雪》与《解放》在创作上的异同”、“《太阳雪》的内容布局”、“《太阳雪》音乐的结构形式”以及“《太阳雪》音乐的写作内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3.2.6周倩的《多元语境中的作曲新路朱世瑞<草-词的微变奏>之创作思维与技法》，从隐形主题与微变奏、音高形态与节奏模式、复语言和复文化与创作思维的创新等方面对《草-词的微变奏》的创作特征进行了研究。

3.2.7房晓敏的《五行作曲法在民族管弦乐创作中的应用》摘记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五行作曲法与民族管弦乐创作相结合的心得体会,以二胡协奏曲《幻想曲》、民族管弦乐曲《山寺》、梆笛与二胡双协奏曲《客风》、民族管弦乐曲《火之舞》4首风格各异的民族管弦乐代表作来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与思路。

3.3.0桑桐的《勃拉姆斯两首歌曲的分析》，从歌词内容简介、歌曲的结构形式、艺术手法分析三方面，进行具体的介绍分析，从中了解勃拉姆斯歌曲中的艺术表现技巧、音乐形象创造与和声处理手法等方面的特色。

3.3.1钱仁平的《一个被误会了的回旋奏鸣曲式乐章——贝多芬<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曲式新析兼评相关陈说》，从“疑问：贝多芬不会写出如此比例失调的回旋曲式吧?”切入，讨论贝多芬《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的曲式结构，进行“解析:原来是一首被误会了的典范回旋奏鸣曲式”，并加以“引申:是魏纳·莱奥误会了贝多芬还是我们误会了魏纳·莱奥?”，说明了徳系与前苏联系曲式思维的不同，并由此引发对我国曲式学教学体系现状的思考。

3.3.2郑中的《梅西安的对称排列置换作曲技法》认为：梅西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在现代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独有的地位。不可逆行节奏、对称排列置换、色彩和弦、有限移位调式等创新技法，是形成他独特音乐风格的直接手段。

3.3.3符方泽的《马勒交响曲中的“递延”现象研究——以马勒“器乐三部曲”为例》，借用“递延”这一概念，以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马勒的器乐三部曲为主要对象进行了专门性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中，围绕递延这个主要观点，分四个部分对马勒交响曲在调性、主题及音乐意象等方面的相关性、传递性和统一性特点及其表现方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以较新的观念阐释马勒交响曲特有的形式风格,一方面能为马勒交响曲的形式特点及相关方面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另一方面，也为观察和总结音乐作品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而多元的关联及统一建立了新的视点。

3.4.0安宁的《布里顿的两部歌剧研究》选取被认为是英国自17世纪普塞尔以来最杰出的作曲家布里顿全部歌剧作品中最富特色的《彼得·格莱姆斯》与《命终威尼斯》为研究对象，从体裁形式、题材内容、音乐风格及具体技术手法和美学追求等方面展开比较研究，并对影响作曲家创作的，“性取向”问题进行解读，以音乐本体分析与文本意义阐释的双重视角进行审视，进而探究造成这些变化与发展的原因。在布里顿宏富的音乐创作中，歌剧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他全部作品的重心所系。因此，对于歌剧创作的研究便成为了解布里顿音乐创作思想、技法乃至风格流变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3.4.1宋莉莉《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观念与创作的研究》主体由引言、四个章节、结语和附录几大部分组成。引言部分述及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对斯克里亚宾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及个人创作生活进行了考察。第二章对斯克里亚宾音乐观念内涵进行了宏观分析。第三章对斯克里亚宾音乐创作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其音阶观念的扩大、主音观念的固守、调式调性观念的扩展、主题和和声观念的变化、不协和和弦观念的演变、节奏节拍观念的变化等方面的创作特征进行了阐述。第四章主要述及斯克里亚宾的创作对后世的影响。全文以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作品和其他音乐家对他的评说、回忆录、笔记、书信等史实资料为依据，以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分析、作品分析为研究方法，对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其音乐创作的主要手法和独特的艺术思维。

3.5.0赵晓生的《音乐活性构造（一）》认为：音乐活性构造的核心点在于，由音乐的构造寓于过程之中。过程即结构，过程即构造。过程的状态即结构形态，过程的特征即结构范式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依据音乐的时间性(历时性)与空间性(共时性)特征，将音乐在其运动状态、时间过程与音响体现、空间组合中所呈现的组织构造范式，进行节奏(时值模型)、过程(结构范式)、音高(音集运动)、音响(和音色调)、组织(活性基因)五个相对独立范畴的分析研究，以有机的、整体的、合一的、活性的视角,从根本上把握音乐时间性与空间性二位一体的活性运动的组织构造核心奥秘。

3.6.0有关音乐分析方法论的研究，主要有王中余的《集合复合型理论的实质、应用与效能》，首先对集合复合型理论的实质与分析应用问题进行教程式释介，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一理论的分析效能。事实上，集合复合型理论是音级集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无调性音乐作品深层结构进行揭示的有效手段。

3.6.1值得关注还有[德]克列门斯著、钱泥译《音乐分析法》，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为学习者提供音乐作品分析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并用大量作业鼓励学习者用自己的思路和视角作各种分析判断的尝试。《音乐分析法》可说是第一本实用音乐分析“工作手册”，是专业师生和自学者理想的教材。

3.7.0本年度该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当属贾达群的《结构诗学》（责任编辑：王赛）。我们赞同高为杰教授在该著《序II》中的评价：“《结构诗学》中的许多构想很有见地，富有原创性新意。我特别赞赏其中关于‘结构对位’理论的提法。过去虽已有诸如‘混合曲式’、‘复合曲式’以及‘边缘曲式’等等提法，但我以为‘结构对位’的理论更能抓住音乐结构思维的本质。”

4.0.0本年度有关和声方面的研究，几乎是历年来最少的。倒是两本译著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影响。

4.1.0冶鸿德的《亨策“移动和弦”的结构与功能》(责任编辑:高拂晓)认为：在亨策的和声体系中，三音固定的移动和弦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及在作品中广泛系统的应用，使它具有了传统和声体系中某种功能意义。移动和弦的结构特点与功能充分体现了作曲家根植传统、锐意创新的创作观念。移动和弦是亨策音乐创作技法和风格特征的一个缩影。

4.1.1刘文平的《勋伯格的全音阶理论及其实践》（责任编辑:吴晓丹）认为：勋伯格的全音阶创作，完全与他的理论相适应，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这种音阶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对于勋伯格本人的创作来说，全音阶的运用主要是在调性扩张的过程中通过拓宽和弦构成的调式基础丰富和声材料，促成调性解体的重要手法之一。由于全音阶中各音之间的相对独立和缺少倾向性的特点，在局部可以形成无调性的段落或片断，因此，勋伯格一方面充分发挥全音和弦的结构特色，选择特点突出的增三和弦以及五、六音和弦的结构形式，结合旋律中的全音阶片断集中使用；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结构的和弦在表现上的局限性，做到与各种三度结构、四度结构和弦等其它和弦材料融合，真正起到了丰富旋律与和声解放不协和音，最终促成调性解体的作用。